蒋介石宋美龄在台湾的日子(147)

一四七

　　1937年3月，蒋经国离开了生活、学习、工作了12年之久的苏联，辗转回到国内，第一次见到了宋美龄。尽管她在归国之前曾写信给自己的母亲，表示一回国即奔家拜见高堂大人，但迫于父亲的威严及从未来前途考虑出发，他还是先在蒋介石面前先认了宋美龄作“母亲”。

　　宋美龄见到蒋经国一家，寒暄之后，开口便教育蒋经国：“你勿晓得啊，我花了很大功夫把你要回来的呀！”蒋经国连声道谢。

　　自蒋经国回国到蒋介石败退台湾前夕，蒋经国和宋美龄在蒋介石的手下，一个忙于社会福利、外交、空军事务，一个在地方从事青运、政治工作，基本无什么冲突，相安无事。

　　两人发生不愉快是1948年底，蒋经国上海“打虎”。

　　“打虎”行动开始后，蒋经国又组织了万余人的“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并调动了上海市6个军警单位，伴以“青年服务总队”严厉打击投机市场，搜查库房，检查市场及交通枢纽，甚至进入居民住宅进行搜索。他一时雷厉风行，首先枪决了泄露经济机密的财政部秘书陶启明，接着处死了上海警备司令部一位科长，外国记者称蒋经国为“中国的经济沙皇”。在他主持的一个月内，中央银行在上海收兑的黄金、白银及外币达3．7亿美元。

　　但是，金圆券的发行由于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作后盾，一旦作为货币进入流通，必定会加速市场物价的上涨过程。上海商人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下，不顾一切地仍囤积居奇。物价虽平，但有市无货，蒋经国又进行物资检查，凡登记不实者，一律查封。他先枪毙了大商人王春哲。杜月笙的儿子拉维屏被查出囤积了6000万元以上的物资后，被判刑6个月。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在上海巨商大会上，杜月笙当着蒋经国的面表示：

　　我小儿子是囤积了物资，违犯了国家规定，是我管教不好，我叫他把物资登记交出，而且把他交给蒋经国先生查办。但是我有个要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上海扬子公司的仓库去检查检查。扬子公司所囤积的东西，尽人皆知是上海首屈一指的。今天我们亲友的物资登记封存，交给国家处理，也希望蒋先生一视同仁，把扬子公司所囤积的物资同样以查封处理，这样才服人心。

　　蒋经国被杜月笙如此“将军”，只好答应一定派人去查一查，果然扬子公司囤积了不少东西，有棉花纱布，日用百货，粮食等等，共二万余吨。证据确凿，9月30日，蒋经国下令查封扬子公司，并逮捕了孔令侃。

　　当晚，南京的总统府内正在大宴宾客，宋美龄正在频频举杯之际，实然接到上海打来的紧急电话，说孔令侃被捕了。宋美龄十分气恼，神色至为不安，先行离席。她立即给在北平的蒋介石打电话，叫他回来放人。

　　这时蒋介石正在北平召开军事会议，让傅作义出兵两个军救援辽沈战役中的孤城锦州。10月8月，蒋介石对傅作义说，他要到上海走一趟。傅作义劝他说，战局正处于紧张时期，离不开统帅的指挥，不要走。蒋介石说他此行有私事要办。其实蒋介石有所不知，宋美龄早已嫌他远水救不了近火，于10月1日即乘专机飞往上海直接把孔令侃带回南京，不久又将其送往美国避祸。蒋介石收到夫人的信，不敢有丝毫怠慢，抛下战事于百日飞回上海。当时蒋经国、宣铁吾、俞鸿钧等人求见，皆被宋美龄一手挡驾，说蒋介石过于疲劳，需休息一夜后再谈公事。经宋美龄一夜说服，蒋介石同意按宋美龄的决定行事。过了不久，蒋介石告诉蒋经国他们说：“人人都有亲戚，叫亲戚丢大脸的事情，请各位想一想，谁又能够真正铁面无私呢？我看这个案子打消了吧！”事情果然不了了之。

　　傅作义听说此事后大不以为然：“蒋介石要美人不要江山，我们还给他干什么！这是我对蒋介石思想丧失信抑的又一个重要原因。”1949年1月31日，傅作义率部起义，北平和平解放。

　　蒋经国打不了孔令侃这个“特大老虎”，借酒浇愁，饮泣痛哭，“打虎”使命的结束。此后，上海开始抢购物资的风潮，随之而来的是黑市猖撅，国民党的限价政策破产了。

　　到了台湾之后，蒋经国尽管表面上仍尊宋美龄为“母亲”，但在心里却恨死了孔、宋两家，认为蒋介石在大陆的失败，宋美龄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由此联系到历史上“女人祸国”的故事。

　　随着蒋经国在台地位的提高，蒋经国找到一个让“母亲”难堪的机会。1955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一江山岛，2月，蒋军退出大陈岛。大陈撤退，蒋经国主持其事。台湾上空笼罩着一片沮丧气氛。但以来美龄为支柱的“华美协进会”，却由陈香梅出面，在台空军总部大礼堂，举行岛上有史以来首次资助服装表演会，介绍流行美国的H绒条洋装，并打出旗号为“服装义演”。这天晚上，应邀赴会的有美国驻台湾“大使”蓝钦等各国“使节”及其夫人，都是些得罪不起的贵宾。但是，“军人之友社”总干事江海东却率领一批军官在马路上拦阻赴会贵宾的汽车，对“丧师失土”的悲痛时刻出现的这种歌舞升平的虚华现象，表示抗议。

　　宋美龄将拦阻汽车之事报告了蒋介石，蒋盛怒之下，下令扣押了江海东。江海东在狱中颇受优待，3个月后便恢复了自由。江海东事件，表面上，主事人受到处罚，但蒋经国自感出了口恶气。

　　到了60年代，随着“夫人派”在台湾岛内的元气大伤，宋美龄亦自感无力回天，在蒋经国升迁的仕途上，干脆来个顺水推舟。

　　1963年，陈诚因健康欠佳，提出辞去“行政院院长”的兼职，由严家淦组阁，事前，严家淦到蒋介石官邸商量“八部二会”及“政务委员”等的名单，到了初步决定的时候，宋美龄看到阁员名单上，蒋经国仍是“政务委员”兼“退役官兵辅导会主任”，便说：“经国呢？总不能让他一辈子做特务，做见不得人的事吧。”蒋介石听后沉思一会才说：“让自己的儿子做部长？这样合适吗？”接着又说：“就让他到国防部做副部长，跟俞大维见习见习吧！”宋美龄在旁边补充：“你不给他机会，怎么知道他不行？我的看法他很行！”于是，在宋美龄的提示下，蒋经国当上了“国防部副部长”，从此，掌握了台湾当局的“三军”，建立了巩固的权力基础，在通往“接班人”的道路上又进了一步。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孔家人借凭悼之机，劝宋美龄出山，做国民党总裁，但蒋经国先行一步，于28日召开中央委员会，修改党章，以“总裁”之名作纪念留给蒋介石为由，选举蒋经国担任党的主席，孔家失算，宋美龄不久也飞往美国定居。

　　远在美国的宋美龄并未放弃对台湾政局的关注，每周二中常会一结束，便打电话询问情况，因宋美龄年事已高，常常忘记纽约与台北的时差是12到13小时，她下午3点拨电话，而台北正是夜间，蒋经国还在睡梦之中。原来的“总统府”秘书长马纪壮是北方人，军人出身，反应不太机灵，常常穷于应付宋美龄的电话，有时说“总统”睡了；有时搪塞说，“总统”不在。宋美龄很是反感，后来，蒋经国得知后，换上了极善“外交辞令”的沈昌焕。宋美龄讲上海话，他答上海话；宋美龄说英语，他答英语。语言上的障碍扫除了，宋美龄很是满意。她与蒋经国之间的“热线”也就畅通无阻了。他们随时可以通过电话商讨有关台湾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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