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宋美龄在台湾的日子(113)

一一三

　　五、“心战”主将

　　退守孤岛的蒋介石曾有言：要用共产党的方法对付共产党，于是台湾当局对大陆的“文攻武卫”开始了。用“心战”动摇大陆的军心民气，自50年代末成了“反攻大陆”的主要内容。“对大陆同胞广播”，“空飘”洒传单……宋美龄的“心战”更有独特之处。

　　1．政治“反攻”

　　在“反攻大陆”的方法上，蒋介石一直认为应包括军事“反攻”和政治“反攻”。对于军事“反攻”，屡攻屡败，不但对共产党无伤大雅，而且到头来自己反招致一顿狠打。所以，他对此已不抱什么幻想。在军事反攻无望的情况下，50年代中后期，蒋介石更强调政治“反攻”，政治“反攻”中又突出“心战”、“政战”。

　　1959年国民党在八大上，蒋介石提出在实施“军事反攻”的同时，应强调“心战政战的积极开展”。其心战包括广播、空投宣传品、办地下报刊、进行策反宣传等，以便“未制其人，先收其心”。

　　而张后生在《党务工作报告》中对“心战”。“政战”则有较详细的记载：

　　在心战方面基于工作之需要，经过43年（1954年）将心战综合小组改为“中央心理作战指导汇报，统一指导敌前、敌后、海外与台湾之心战工作”，目前每日能以9种语言，向大陆广播13小时以上，配合公民营及友邦电台集中宣传，并先后向大陆空投传单13亿份，日用品与食来23万袋，书信6万余封。

　　至于政战方面则分两部分进行：第一为疏导、联络、消解各方不利反共团结之活动，争取、扶植各方反共人士之组织……第二系以亚盟中国总会为中心，拓展国际民间反共联合战线，广泛联络亚洲反共非共国家与反共团体，及铁幕国家之流亡反共团体，以扩大其影响。

　　为了深入开展“心战”、“政战”，蒋介石在1959年的“双十节”文告中，提出对台岛居民的“六大自由”和对反共分子的“三大保证：

　　“六大自由”包括工人劳动、择业的自由，农民温饱康乐的自由，人民思想、研究的自由，人民经济生活的自由，人民生命安全的自由及人民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三大保证”包括是“凡脱离匪军又来归的官兵，均与国军袍泽一视同仁，论功行赏”；“凡参加反共工作的各政治集团、各民间组织，除共产匪党外，不论其过去政治立场如何，一律享有平等合法的权利，循宪法规范与公平竞争的原则，共同努力，重建‘民有、民治、民享’三民主义的新中国”；“凡参加匪伪政党组织分子，除万恶元凶以外，只要其愿为反共革命效力，概本协从罔治和既往不咎的宽大精神，一律予以赦免，并保证其生命，财产的安全。”

　　1959年元旦时，蒋介石又在元旦文告中发出“四大号召”：“重建民有、民治、民享三民主义的新中国”；“恢复人民原有家庭的组织，保障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恢复人民学术思想、宗教信仰的自由，并保障人民私有财产权和实行平均地权制。”

　　在元旦文告中蒋介石还将反攻战略作了具体的阐释：“我们反攻复国的战略，始终以政治为主，以军事为从，以主义为前锋，以武力为后盾，以大陆为本战场，以台湾为友战场；而军事武力的奏效，必须以大陆革命运动与台海军事行动相配合，双方策应，为其一贯的指导方针。”

　　1963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九大奉蒋介石之令将“反攻”的方针确定为“反共复国总体战”，会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现阶段工作纲领案”，制定了“反攻复国”的各项具体部署。蒋介石认为：

　　党政军联合作战的战争，亦即总体战，是在武力上为以寡击众的革命战争，在人心上则为以众击寡的政治战争。国民党在联合作战中，是战斗组织的中心，也是战力的策源；对内必须贯彻国民党的政策，坚持组织领导，以发挥总体战的效能，对外团结内外一切力量，认识敌人的特性，掌握敌人所有失败的因素，构成政治作战的全面优势；对大陆应运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心战、宣传，展开对中共的攻击，以为军事作战开拓道路，并保障军事作战的彻底胜利。

　　蒋介石在强调“军事反攻”与“政治反攻”并重，突出“政治反攻”的同时，还特别强调组织配合。他在国民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

　　“反攻复国”最基本的方法，就是集中力量，统一意志。为此，他一方面加强党的组织配合，另一方面还千方百计地动员妇女与青年投入“反攻复国”的行列之中。蒋介石要求国民党中的每一个人的力量都集中起来，每一份物力、财力都集结起来，一切为反共，一切为“战”，实现以一当十，以十当百的心法，这样“反攻复国”才能成功。

　　蒋介石号召台岛居民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积极“反共复国”。蒋介石号召台湾妇女说：

　　我们一定要大家联合起来，领导全台湾的妇女同胞，在家庭、在社会，劝导自己的丈夫兄弟，使每个人都能动员起来，参加反共抗俄工作，并劝他们努力救国，争取国家的独立自由，确保台湾，达成反共抗俄的重要使命。

　　在蒋介石、宋美龄的“关怀”下，1950年4月17日，“中华反共抗俄妇女联合会”成立，由宋美龄亲自主持。从此，宋美龄把持“妇联会”近40年。

　　继“妇联会”之后，蒋介石与蒋经国酝酿成立青年反共组织，认为应把青年组织起来，做“反共复国”的先锋。他们反省大陆失败的原因，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青年自不例外，尤其是抗战胜利后，党团离开学校，共产党乘机而人，以致当时在校的青年和教授们，几乎大半都做了共产党的外围，成为共产党的“工具”。所以今天“反攻复国”的行动，如果没有青年，就不能成功。基于此，1952年10月31日，台湾“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正式成立，蒋经国出任“反共救国团”主任一职。蒋经国占据了“青年”这一地盘，乘机网罗人才，培养班底，为自己接班做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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