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宋美龄在台湾的日子(93)

九三

　　3．一衣带水的转向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蒋介石在为英、法断交所困扰时，60年代末，台、日关系也面临着危机。

　　二战以后，同盟国一直在酝酿与日本缔结和约。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与日缔结和约更为积极。1951年3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了对日和约草案，其中就台湾、澎湖列岛问题主张将来由英、苏、中、美四国决定，井提议由台湾当局参加和约会议，而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排斥在对日和约国之外。提案公布后英国、苏联坚决反对，最后采取折衷方案：听任日本在会后自行选定其认为可以代表中国的政府与之缔约，而签订多边条约的会议则不邀请中国代表参加。

　　此消息一公之于众，立即引起了海峡两岸的强烈反对。蒋介石闻讯后异常气愤，他发表声明：中华民国参加对日和约之权，决不容疑。中华民国政府仅能以平等地位参加对日和约，任何含有歧视性之签约条件，均不接受。任何违反中华民国上述严正立场而订立对日和约，不但在法律及道义上，丧失其力量，亦押在盟国共同作战之历史上，永留不可洗涤之错误，其责任之重，影响之大，诚有非金所忍言者。因此种丧失真实性之对日和约，不但使第二次大战不能获得真正的结束，并将加深远东局势之混乱，更种下世界未来之无穷祸患也。

　　与此同时，周恩来也发表声明：

　　中国人民经过8年英勇抗战，击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因此对日和约的准备、拟制和签订，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参加，乃属当然之事。兹特郑重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它必须参加对日和约的准备、拟订和签订。

　　对于海峡两岸的反对之声，美国充耳不闻。1951年9月，由美国一手导演的《对日多边条约》49个国家签字，中国被排除在外，蒋介石对此失望之极。

　　美国虽当众打了蒋介石一个耳光，却很快又给他送来了一个馅饼以作安抚。在《对日多边条约》签订后，杜勒斯提议：日本应当在会后与台湾签订“双边和约”，即所谓“中日和约”，蒋介石听后余怒顿消。

　　几经周折，1952年2月20日，日本终于派出河四烈为代表与台湾叶公超在台北会谈“中日和约”。这次双方会谈最大的争论点是“和约适用范围”问题，大陆已不在蒋介石的统治下，又怎样去“贯彻执行”呢？日本人到底很聪明，提议：应适用于现在中华民国控制之下，或将来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领上。蒋介石对此则不同意，要求将“或”改为“及”。

　　双方僵持不下，最后各作让步：在交换照会中，双方同意在记录中表明“或”字有“及”字之意。

　　1952年4月28日，《对日双边和约》签订，其主要内容有：日本放弃对于台湾、澎湖列岛及西沙群岛之一切权利；日本承认台湾及澎湖列岛居民，系“中华民国”之人民，台湾放弃对日本的一切战争赔款要求；1941年12月9日以前中国与日本缔结之一切条约均归无效；台湾与日本间关系，愿各遵守联合国宪章第2条各项原则；台湾愿尽速商订一切关于民用航空、运输、规范或限制捕鱼，及保存暨开发公海渔业之协定。

　　条约的缔结总算扫除了蒋介石心头的一片阴云，就此不必担心日本与中国大陆的建交了。对此“行政院长”陈诚在“立法院”宣称：“在这自由世界面临共产侵略的威胁的时候，中日和约的实现，尤有其特殊的意义。”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日和约”的签订发表声明：坚决反对日蒋“和约”，不承认日蒋“和约”。

　　“中日和约”签订后，台日关系经过了几年的平稳发展，不久其裂缝便显现出来，焦点便是日本与中国大陆的贸易。

　　日本急于从战败国的废墟中站起来，中国大陆丰饶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对它有极大的吸引力，因而它一方面与台湾保持政治联系，坚持反共，一方面又对中国大陆的资源垂涎三尺，左右逢源，难免会得罪人。

　　从1952年—1958年，日本民间与中国签订了四次贸易协定，双方贸易额不断扩大，政治限制渐趋宽松。蒋介石对此深感不安，他对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中所规定条款尤为关注：如双方可以在对方首都设立商务代表团，代表团可以享受外交特权，并得以悬挂本国国旗。蒋介石害怕国旗一旦挂起来，离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也就不远了。他派人到日交涉，甚至不惜以与日“断交”相威胁。他公开表示：如果日本政府准许共匪贸易代表团人员享受同等外交人员之待遇，或悬挂钩旗，即等于事实上承认共匪，我政府决不能谅解，亦不能接受。

　　后经美国周旋，日本保证：“尊重与中华民国之关系，且已声明无意子共匪驻日通商机构以官方地位或任何特权，更无意承认其悬旗之权利。”台日紧张关系渐趋缓和。

　　中国政府为了扩大与日本的联系，通过各种渠道使经贸关系由“民间”逐步向“半官方”进而“官方”迈进，这使台湾当局极为恼火。终于1963年，台日关系风波再起。

　　1963年10日，正在东京访问的中国油压机考察团成员周鸿庆走入与台湾“驻日使馆”一墙之隔的苏联大使馆，被日本警方拘留。台湾方面为此大为鼓噪，指出周鸿庆的目的是寻求“政治庇护”，“投奔自由”，要求日本将周鸿庆交给台湾。日本政府经过研究，决定将周鸿庆遣回中国。台湾为此召回了“驻日大使”及使馆成员，断绝台日贸易，并指使台湾青年冲击日本“驻台使馆”，台日关系跌入低谷。

　　不久，在美国的斡旋下，日本前首相吉田茂、首相大平正芳访台，双方互做让步，台日关系“恢复正常”。

　　但是，春色满园关不住，中日交往不可阻。1966年10日，日本“日中友好协会”代表黑田寿男与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发表共同声明，承认周恩来“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及“政经不可分”等主张。1970年2月，日本首相佐藤声称，日本今后一方面与台湾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一方面促进日本与中国关系，并表示赞成在日本与中国间举行大使级会谈。

　　1969年尼克松上台，中美关系发生质的变化。不久，加拿大、意大利相继与新中国建交。在国际大潮流的推动下，日本决定加速改变对华政策。1972年3月27日，外相福田宣布关于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的三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废除台湾同日本的“中日和约”。

　　国民党对此又急又恼。“行政院长”蒋经国发表谈话称：“最近日本政府首长一再声称，将与共匪进行所谓‘邦交正常化’，并表示日本与共匪关系正常化时将与中华民国断绝外交关系。日本首相及外相并计划于9月间访问大陆匪区，此乃对于中华民国政府与人民最不友好之态度。”

　　蒋经国严厉声明：“警告日本政府，停止一切损害两国邦交与危害亚太地区和平安全之行动，以免造成历史上之重大错误。”

　　新上任的日本田中角荣首相不理睬台湾的警告，称中日邦交“势不可挡”，并请蒋介石“谅解”。蒋介石恼怒之下给田中写了一封措词强硬的信，内称：中共之欲赤化亚洲以及全世界，乃尽人皆知之事，贵国与中共建交，在经济上又无近利可期，不知究何所图，而亟亟于背信绝义，引猛揖盗如此？

　　字里行间，表达了蒋介石对日本的气愤和无奈。

　　1972年9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并发表联合公报，从即日起“日台条约”失效。

　　同日，台湾当局宣布与日本“断交”。

　　中日联合公报的发表，对风烛残年的蒋介石打击颇大。这时，台湾流传一则传闻说，田中角荣到中国访问时，应邀爬长城，爬得比尼克松还高。刚刚离华不久的尼克松爬长城爬了300米，田中角荣偏要爬310米。其意思是向中国暗示：“日本比美国走得还远。”

　　蒋介石听后，无力地摇摇头：“这个……这个日本……日本问题，使我死不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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