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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


  ※第七章 走不出去的“外交”

  一、“苏俄在中国”

  新中国和苏联同为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革命得到了苏联人民的帮助。蒋介石,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手下败将对共产主义是又恨又怕,因此,到台后他不断著书立说,对苏联和新中国极尽辱骂之能事,并力图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以求“光复大陆”。

  1.反苏“圣经”

  1956年6月24日,蒋介石发表了继《中国之命运》后又一部“巨著”——《苏俄在中国》。该书共20多万字,440页,由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发行,其海外发行由香港集成图书公司经理,英文本的版权为美国纽约的最大出版商之一费拉尔·斯特劳斯·贾德希公司取得。台湾各家报纸、电台和通讯社倾全力为此书的出版发行作宣传,从而使更多的公众了解到国民党和苏联、中共间的关系,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和教训。这本书也是蒋介石对历史上和苏联外交关系的一次反省和检讨。

  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站在反共的立场上,总结了近30年来国民党及其所领导的国民政府同苏联、中共之间既合作又斗争的复杂经历及经验教训。全书共分4编21章,内容主第一编,“中俄和平共存的开始与发展及其结果。”该编将中苏关系分为三个“和平共存”时期:第一时期从1924年—1927年,为联俄溶共至全面清党和对俄断交。蒋介石认为由于与苏联绝交,中国大陆的赤化因此延迟了23年;第二时期从1932年—1945年,即从1932年12月中苏复交至抗战胜利。蒋认为抗战胜利使中苏关系变化到一个新的阶段。“莫斯科帝国主义者对于我中华民国从外部征服与从内部颠覆的整个计划,到了抗战初告结束之时,便全面展开了”;第三时期从1945年—1949年,即自抗战胜利后至撤退大陆。“从此12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不仅成为其苏俄共产帝国肥美无比的新殖民地,且亦建立了他们所谓世界革命取之不竭惟一富庶的基地。”

  第二编,“反共斗争成败得失的检讨”。该编将“国民革命”分四个战役叙述:第一战役为北伐战争,其中“勘定中山舰事件”和“全面清党”为“北伐战争成败的关键”;第二战役为“长江剿匪战争”,其中第五次“围剿”取得了巨大胜利,贯彻了“安内攘外”的政策;第三战役为抗日战争,经过8年全面抗战,“最后终能与世界大战,获得共同胜利的结束”;第四战役为“抗战胜利后反共斗争的挫折”,此其间“所有伦理道德立国的基础,乃完全动摇,而反共意识亦就随之瓦解,”这正是“反共战争之所以惨遭挫折的一个基本原因。”

  蒋介石从组织、宣传、外交、经济等方面总结了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一,反共组织不够严密,警觉不够提高;二,宣传不主动,理论不够充实;三,反共意志不集中,手段不够彻底;四,外交陷于孤立,经济陷于崩溃。

  同时,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在政策和战略上也有四个错误:一是对俄复交,这对于抗战不仅无益而且有害,至少也是得不偿失;二是收编共军对于抗战也是无益而有害;三是对东北问题的处置,国民党曾决定停止接收东北,但又受到国内、国际各种牵制后转而同苏联直接谈判,使国民党精锐主力调赴东北,陷于一隅而不能自拔,从而导致整个战局一发不可收拾;四是关于停战协定的方针。

  第三编,“俄共‘和平共存’的第一目标及其最后的构想。”该编着重分析了苏联“世界革命的战略及其战争方式”、“战争思想来源及其基本原则”,以及“和平战术与备战计划之综合运用”。

  蒋介石在该编中猛烈抨击了国际上对共产主义采劝中立主义”的错误政策。他说:“我以为任何国家,对于中立主义的任何鼓励,是与其对共产主义予以直接帮助,有同样的危险”。所以“必须认清中立主义,乃是共产主义对民主主义作战的一道战壕,亦就是保护其共产主义的一种武器。我们必须警觉,在今日这反侵略与侵略者双方的力量接近平衡的时期,中立主义的危险性更是特别重大。”

  蒋介石并为“自由世界对俄共的长期战争”制定了一个总目标和基本方略,他特别强调了台湾当局在“自由世界反共斗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他指出:中国大陆乃是亚洲局势的枢纽之所在。因为苏俄的世界战略阴谋,是以中国局势为其转移的枢纽。令日我们中华民国正是在他这个枢纽上,始终不懈的与之苦战恶斗。并且在自由世界反共斗争之中,我们反攻复国的战斗,乃是国际反侵略阵线与民族革命反共战争汇合的关键。

  第四编,“俄共在中国三十年来所使用的各种政治斗争的战术及其运用辩证法的方式之综合研究。”该编叙述了中共在政治斗争中所采用的各种战术,如中立主义、统一战线、孤立战术、攻心战术、矛盾战术、群众运动、贸易战、基地战、宣传战、和平谈判与停战协定、联合政府等等。

  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蒋介石颠倒历史黑白,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污蔑、谩骂和造谣中伤,把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帮助说成是对中国的侵略。全书通篇表现了蒋介石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仇视。

  台湾当局开动各种新闻机器为《苏俄在中国》的出版发行捧场喝彩,大肆宣传。“参谋总长”彭孟辑下令,将该书分发到基层部队供广大官兵阅读;台北“军中广播电台”连续两个月定时广播该书全文;在短时间内该书被译成9种文字发行海内外;日本最大的报刊之一《每日新闻》很快用1个月的时间将其连载刊出。据统计,截至10月底,该书已销售50万册以上。

  台湾各界交口称赞“总统”辉煌巨著的问世。“考试院长”王云五称这本书“的确是今日世界有关苏俄问题的杰作”,蒋介石是“举世认识苏俄真相最早和最深切的一位领袖”。陶希圣称这本书“一字一句都是总统心血呵成”。《中央日报》在编者按语中称这本书向全世界人士提供了一种认识“敌人”的方法,制订了一种制胜“敌人”的方案,对“自由世界”的贡献非常大,“给予世界共产主义的打击非常沉重”。

  在整个50年代,台湾顺应西方反苏反共的大潮流,基本上是以《苏俄在中国》的思想作主导,和前苏联老死不相往来,苏、台处于对峙状态。《苏俄在中国》成为蒋介石的一本反苏“圣经”。

  2.苏、蒋“私通”

  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中、苏、美三国关系的变化,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下,台湾与前苏联这两个不可能接触的“宿敌”,也有过以“合作”为目标的奇妙行动,蒋介石在高举反苏反共的旗帜下,对一股苏、台“合作”的潜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新中国刚成立之初,中、苏关系较为密切和友好。不幸的是,时间不长,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渐渐膨胀,他处心积虑地设法控制中国。1958年,苏联提出在中国设立长波电台,租借中国的不冻港,被毛泽东严辞拒绝。1959年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拒不帮助中国生产核武器。同年9月,赫鲁晓夫访美归来路过中国,要中国释放在押的美国特务,并说当年列宁曾有意在西伯利亚建立远东共和国,暗示可以支持蒋介石建立台湾共和国,这种强人所难的做法使毛泽东很恼火,中苏关系出现阴影。60年代初,中苏大论战和震惊世界的新疆六万人大逃亡,使中苏关系迅速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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