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宋美龄在台湾的日子(55)

五五

　　2．主子的虚伪和奴才的卑鄙

　　台湾特务以抓人办案作为邀功领赏的手段，恨不能台湾人人都犯法，以此抬高他们的身价。由于“犯人”太多，监狱和看守所常常人满为患，因此，当局不得不赶紧修建一座座新的“现代化”的看守所。为了更方便解决“犯人”，台湾“司法行政部”拨款250万元，在台北监狱建造了一座瓦斯行刑场。另据国际赦免协会报道，在台湾，被国民党以政治犯罪名投人监狱者约达8000人。为了“杀鸡儆猴”、“制变平乱”，他们动不动就对“囚犯”处以极刑。有一个台湾法官在宣判时公然说：“你要叛乱，我就要乱判！”

　　特务军警在台湾民众前面是太上皇，在美国人面前就成了奴才。由于有“美军在台地位协定’作护身符，美国兵在台湾的犯罪案件层出不穷。对此，当局总是千方百计为之开脱罪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真正的犯法者往往逍遥法外。有时迫于民众舆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做做样子，将刑罚减轻到最低点。如1972年台中市美国兵普兹强奸、杀害吧女案等，都是敷衍塞责、装模作样地“了结”的。至于美国人在路上驾车横冲直撞、打架斗欧等事，更是习已为常。

　　与此同时，国民党在台湾还实行大汉族政策，歧视和压迫高山族同胞。高山族原为台湾土著居民，主要分布在台湾北部、中部、南部和东部地区的台北、桃园、新竹、苗栗、台东、台中、南投、嘉义、高雄、屏东、花莲等12个县的30个山地乡，25个平地乡和离台岛49海里的兰屿岛，人口约占台湾省人口的3％。为了巩固国民党在台统治，他们对高山族严格控制。把高山族居住区划分为“山地管制区、山地游览区和山地开放区”三类。平地人要进入山地管理区，必须申报理由，领到入山证，方可进入。到山地旅游区，也必须领到游览证才放行。只有山地开放区才可允许自由进入。高山族大多居住在山区，环境恶劣，经济落后，加之当局的苛捐杂税、兵役劳役不断，许多人因无法生存下去而拥向城市，成为城市流民。在城市往往又受“流动人口登记办法”的限制，而永无宁日。对于台湾国民党政权的这种反动民族政策，一家报纸指责说：“当局所采取的山地政策，竟同日占时期如出一辙”。

　　蒋介石的军事法西斯统治，引起人民的日益不满，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农民抗捐税接连不断。1957年5月24日，台湾爆发了震撼世界的反帝爱国大示威，台北市3万多示威群众，愤怒地捣毁了美国驻台湾的“大使馆”和“新闻处”。据报道，1974年以来，台湾农民的各种抗捐抗税斗争多达百起。台湾青年十分痛恨特务统治，纷纷逃避和拒服兵役。有的公开宣称自己是“愤怒的一代”、“反抗的一代。”同时，以“民主自由”自诩的美国人对蒋介石的这种高压政策也多有指责。

　　为了讨好美国人，争取更大的美援以维持蒋家小朝廷，同时，也为了平息众怒，转移人民不满的视线，避免重蹈引发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的覆辙，蒋介石在实行法西斯专制的同时，也不妨搞点“民主”作点缀。其表现，一是允许中国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合法”存在，二是实行“地方自治”。

　　根据“戒严法”，台湾严厉实行“党禁”，党外禁止组党，借以压制反对力量，但中国青年党和民社党何以能存在下来？

　　青年党是由曾琦、李璜等人于1923年在法国巴黎创办的，该党信奉国家主义。解放战争时期，依附于国民党，1946年11月出席了“伪国大”，完全投靠了国民党。民社党的前身为张君劢于1934年创立的民主社会党，信奉国家社会主义，曾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成员，但因后来参加“伪国大”投靠国民党而被开除出去。

　　中青党和民社党追随蒋介石到台湾后，各自内部矛盾重重，陷人瓦解状态。但蒋对这两个曾为自己出过力，又一同逃台的”小兄弟”也放心不下，在迁台初期，对两党的发展并未采取积极鼓励的态度。不仅如此，国民党还对其进行渗透和分化，造成两党内“有亲国民党与反国民党的派系冲突。”直到60年代中期以后，国民党面临着无党籍政治势力的挑战，才“两害相衡取其轻”，把后期分裂的民、青两党拉上政治舞台。但这时，两党党员人数更少，又无群众基础，在政坛上力量不足，更无法发挥作用，对实际政策的制定毫无影响力。它们的存在，仅表明了一点，即蒋介石急于表白自己实行的并非“一党专制”。

　　所谓“地方自治”，1949年3月，台湾省“地方自治研究会”成立，并拟定出“台湾省调整行政区域草案”、“台湾省各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草案”、“台湾省市议员选举罢免规程草案”和“台湾省县市议员选举罢免规程草案”。1950年3月，台湾省政府委员会通过上述四案，并交“行政院”审核，于4—7月先后公布施行，调整行政区域，分期实施选举。

　　1950年8月—1951年2月，各县在选出议员的基础上成立了县市议会，1951年12月1日，又成立了台湾省第一届临时议会，议员任期3年。到1959年6月，改为台湾省第一届省议会。自台湾实施自治后，县市长开始由公民直接选举，任期3年，后改为4年。县市以下乡镇及县辖市区村里长，亦由公民直接选举。

　　这一“地方自治”制度的实施，被台湾当局誉为一大“德政”。台湾的某些人也宣称此举“使得一般民众的民主意识大为提高，“奠定了台湾良好的民治基础。”其实，在蒋介石的极权专制下，台湾人民哪有真正的民主可言。这一切不过是摆摆样子，走走形式而已。

　　蒋介石实行的是极权主义，蒋经国继位以后，在世界民主大潮的冲击下，在台湾人民的强烈要求下，政治稍微松动，蒋经国的作风也稍微开明一些。对此，作家江南列举了以下六点：

　　——以放逐代替监禁。国民党对付离心分子的一贯手法，是奉送一项红帽子，由“内调局”或“警总”罗织一些自白式的罪状，交军法审判，判处10至15年的徒刑，送新店或绿岛入狱、感化。雷震、柏杨、李敖等即是人尽皆知的近例，但高雄事件后已一反常态，故陈鼓应、许信良、陈映真之辈，获流放的机会。不能说，非中国政治史上一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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