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宋美龄在台湾的日子(53)

五三

　　在此高压之下，台湾的共产党人当然只有死路一条，左倾或稍有牵连者也在劫难逃，有“通共嫌疑”者一律投进监狱，或用麻袋捆扎丢到海里喂鲨鱼，而无辜受害者更是不计其数。50年代初，台湾笼罩着“大屠杀大恐怖”的气氛。

　　据江南的《蒋经国传》记载：

　　位于台北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取代过去南京雨花台的地位。据执教东京国立大学的戴国辉说：“我当时在南海路的建国中学念书，有天我看到一辆卡车，载着七八位犯人，双手背绑，只用白衣扎着，大概怕他们声张，一忽儿，传来枪声。我心里想，他们做了革命的烈士了。”翻开1950年前半年的《中央日报》，“匪谍XX 等数犯，昨日枪决伏法”的标题，一周出现好几次。以“匪谍”名义，送往青岛东路军人监狱、台东绿岛、或用麻袋捆扎，未经司法程序，丢到海里喂鱼的，不计其数。台北的一位化学工程师陈天民，江苏靖江人，因为出言不慎，告诉投奔他的乡亲们说：“台湾都快解放了，你们还来这里干什么？”经人检举，判刑15年。陈当然不是“匪谍”，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的指控，充其量，不过是对国民党的统治前途失去信心而已。

　　另据董显光公布的资料，仅在1950年上半年内，“台湾治安当局处理了匪党地下活动案300件。牵涉的嫌疑犯在千人以上。”其中主要有：

　　“中共台湾省工委事件”：1949年10月，蔡孝乾领导的“中共台湾省工委会”在成功中学、台湾大学法学院、基隆中学等处的分部，相继被国民党当局破获，多名负责人被捕。4月31日，“台湾工委高雄市工委会”被侦破，书记陈泽民、委员朱子慧被捕。10月份，“高雄市工委会”所属工人运动支部人员谢添火、庄识宰等18人，农民运动支部人员蔡国智、于开雄等8人，学术运动支部人员梁清泉、何玉麟等9人先后被捕入狱。12月，“台湾省工会”的张志忠、李法夫妇被捕并判死刑。1950年1月，蔡孝乾也被捕入狱，涉嫌此案者多遭枪杀。

　　“吴石案”：195o年3月1日，时任“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的吴石，据称由于受“中共台湾省工委事件”牵连，被台湾特务机关秘密逮捕，罪名是“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受该案牵连的人有：吴石的妻子王壁奎、联络人朱湛之，老部下聂曦，前“联勤总管”第四兵站中将总监陈宝仓，某公署主管人事的中校参谋方克华，某处主管补给的参谋江爱训，吴石的副官王正均等人。1950年6月10日，吴石、陈宝仓、聂曦、朱湛之四人被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其余的人也被投入监狱。

　　“两大企业案”：1950年3月，发生了震惊全岛的两大企业——台糖、台电事件。台糖公司总经理沈镇南因“故意不出售糖，保留物资让共党接收，准备以台糖铁路供共军登陆用”的罪名被枪毙，牵连枪毙的有人事室主任林良桐，部下多人被判刑，但熟悉沈镇南的人都不相信他是共产党员。

　　与此同时，台电公司总经理刘晋钰及职员严惠先均遭枪杀。刘晋钰的罪名是：其子在台大团参加左倾团体被逮捕，刘将其保释后纵之投奔大陆；严惠先在大陆失守后滞留一个时期后方来台，有通共嫌疑，而严住在刘家，刘对他甚好，有以女许之的传言，随翁文灏投奔新中国的台电董事长陈冲熙曾写信给刘晋钰。

　　其实，台糖、台电两公司的总经理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枪毙，主要是与他们的顶头上司有关。当时，主管“中华民国”公营事业资源委员会的正副主管翁文灏、钱昌照、孙越崎等前后投奔新中国。而到台后公营事业的头头们均系以前翁文灏等委派，对翁文灏、钱昌照、孙越崎等向心力甚强。钱昌照、孙越崎香港起义到北京后，受到新中国的重用，而翁文灏在撤出大陆时不愿跟随蒋介石到台，后寓居香港观望形势。台港当局请翁出港赴台，翁不愿意，蒋介石授意“经济部长”刘航琛赠美金5万元，请翁赴法国研究讲学，以免其北上投奔中共。翁文灏在法国住了一年多，因思乡心切，向往新中国，终于辗转回到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的热烈欢迎。这样，国民党当局深恐台湾公营事业的头头们受翁、钱、孙的影响，特向台湾最大的糖、电两公司开刀，以杀鸡儆猴。

　　“麻石事件”：1950年5月，台南县麻石镇“镇长”谢端仁等33名地方人士被国民党当局以“共同意图颠覆政府”罪逮捕。其中谢端仁、蔡国礼、张木火3人于9月30日被判死刑，孙清洁、李国民、林书扬、钟盖、陈永泉、黄阿华、王金辉、李金水、蔡荣宗被判处无期徒刑。郭天生、郭耀勋、庄顺田、吴登纂、侯颖川、柯士秘等18人被判处10－1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陈丁弟、李清泉等6人以“知情不报”判处1年徒刑。直到1983年底，有关该案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案犯在关押了30年后，才获准减刑保释出狱。

　　“桃园事件”：1950年6月，台北市“电信局”桃园收报台林清良等7名职员，因“共党嫌疑”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林清良、赖凤朝、李涛译3人因以传阅中共文件书籍“意图颠覆政府并着手实施”等罪名被判处死刑，徐文赞被叛处无期徒刑，其余3人被判10－15年不等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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