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宋美龄在台湾的日子(50)

五〇

　　2．文坛奇冤

　　在“保密防谍”的高度专制下，蒋氏父子对军队、青年和知识文化界的控制格外重视。在军队方面，蒋经国主持的“国防部总政治部”派遣政工人员到各部队工作，其主要职责为“调查官兵思想行为”，“监察官兵思想，检举动摇分子”。蒋经国作为“总政治部主任”，在军队中形成了一个从上而下、纵横交错、滴水不漏的控制网。美国人在评论50年代初期台湾军队中的政工制度时说：“国防部下的总政治部，一般认为，效率尚高，手段毒辣，政治部在军方的任何机构，安置政工人员，进行控制监视，……美国驻台军官普遍厌恶。”

　　蒋介石在总结在大陆失败的原因时认为，控制青年无力是其关键，所以到台湾后很重视青年工作。1950年4月28日，“中国青年反共抗俄联合会”成立，并在北投训练干部。1952年10月31日，“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正式成立，蒋介石兼任团长，蒋经国将掌有实权的主任一职抓到手。自此以后，蒋经国直接控制“救国团”达20年之久，“救国团”自称是“一个具有教育性、群众性和战斗性的青年组织。”但实际上，它是第二个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国民党的预备队。“救国团”在台湾各县市及大、中学校均分别设有团委会、党支部、支部，并拥有幼狮通讯社、幼狮出版社、幼狮广播电台等一套文化宣传机构。“救国团”在台湾政治舞台上异常活跃，无事不过问，无事不插足，成为国民党控制台湾青年的“最大最活跃的政治团体”。

　　在知识文化界，台湾当局规定有五项不可触犯的禁令：

　　反攻无望论；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书籍和言论；任何报道中国大陆的进步实况；批评蒋介石和蒋经国的言论；统一中国的言论。如果谁触犯了其中的任何一条，轻则书报和刊物被查禁，重则坐牢杀头。

　　台湾当局的新闻检查极为严格，由7个警察特工机关专门组成“宣传会议”，对于任何报纸、杂志、书籍都可以正式或非正式地“过问”。他们可以任意撤掉记者的稿件，裁撤“不称职”的记者，处分任何一家报刊或出版部门。一次“文化清洁运动”，就有10余家杂志被查封。

　　为防止大陆的消息传到台湾，国民党当局强迫有收音机的人进行登记。凡是想购收音机的人，先要得到由“保安司令部”审核发给的准购证。一架收音机每年交30元的执照费，还要贴足16元的印花税，执照费和印花税的费用达收音机价值的10％以上，逾期交纳上述两项费用的需加倍处罚。凡是出售无线电器材、收音机和收发报机的单位，一律要将器材名称、数量及存放地点，详细填表后交“保安总部”。与此同时，一些关于收音机知识方面的书籍也被莫名其妙地查禁。如华南书局出版的《音响扩大机》、《单管收单放机》、《初级短波收音机》、《简易交流式收音机》等书道禁，其借口是“向不法分子传授收音机知识，窃听毛匪广播。”

　　更习以为常的是，许多杂志书刊一不小心，越出界限而触犯了禁令，那么从此就甭想得安宁。这方面有数不清的例子：

　　1960年9月，《自由中国》因冒昧给蒋介石提了几点建议，而以“掩护匪谍”和发表“反共抗俄国策”等罪名被勒令停刊，刊物负责人雷震被判10年徒刑。

　　《自立晚报》因为刊载了对蒋氏父子“不敬”的文字，而被停刊5个月。

　　以刊载幽默文章著称的《人世间》月刊，曾因“几次影射当局”而被停刊几次。

　　专门谈论时事的《时与潮》周刊，被指责为“煽动民间不满情绪”，停刊一年，后又以“藐视法庭”的罪名，受到警告。

　　1975年8月创刊的《台湾政论》，刚出5期，就以“煽动叛乱”的罪名而被查禁，有关人员被逮捕。

　　与此同时，国民党利用其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大办党营文化出版事业，企图实现垄断。50年代初，张其昀任中央党部秘书长时，一手操纵成立了“中国新闻出版公司”、“中央文物供应社”、“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等文化出版机构，出版发行《中国一周》、《新思潮月刊》、《学术学刊》、《国事丛刊》等刊物，并出版《现代国民基础知识丛书》等300多种，这一切使得“党义书籍充斥书肆，反共八股满天飞。”

　　在这种压抑、专制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噤若寒蝉，思想文化界一片死气沉沉。麻将流行，酒家泛滥，今朝有酒今朝醉，狂歌当哭。在百无聊赖的情况下，大家只好讲究一番荷尔蒙、维他命、固精、补肾了。在这孤寂、黑暗的包围下，个别知识分子间或崩出几点创作的火花，或发出几声呐喊，由此又引起当局的惊慌失措和对知识分子的一顿“大棒”，“文案”接二连三发生，其中以“《文星》案”、“柏杨事件”和“毛语录事件”最为典型。

　　“《文星》案”：主要是围绕作家李敖和《文星》杂志而展开的。《文星》是一个侧重学术文化的综合性月刊，由肖孟能夫妇于1957年11月创刊于台北，以“生活的、文学的、艺术的”为刊物宗旨。创刊四年，成绩平平，没有什么社会影响。只是到了1961年由于李敖文章的大量出现，才使《文星》日益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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