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宋美龄在台湾的日子(48)

四八

　　※第四章　“保卫大台湾”

　　一、“保密防谍”

　　蒋介石在整顿党政军的同时，也着手加强了对社会秩序的管理。当时在台湾岛，甚至在国民党上层，中共组织的活动也十分活跃。这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度恐慌，在“保密防谍”的口号，对共产党及一切进步力量进行打击，旨在配合“反攻复国”的“大业”以摧毁共产党在台力量。

　　1．严刑峻法

　　台湾社会治安恶化，既是历史问题，又是现实问题。原先人口不过600万的台湾岛，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一下子挤进200多万的逃台人员。这些国民党逃台人员，败兵如匪，有被骗来台的，有自知不能被共产党原谅而逃台的，有糊里糊涂来台的。在丢盔弃甲、抛妻别子、背井离乡的情况下，台湾小岛内兵痞、恶棍、特务、无家可归者比比皆是。这就使原本乏善可陈的台湾社会治安情况急剧恶化，从而也直接影响着国民党在台统治的稳固与否，蒋介石为此不得不全力以赴进行整治。

　　整治社会秩序不仅是为了搞好治安，更重要的还在于打击任何否定国民党和蒋家王朝的言论和行动。治理社会秩序的步骤是台前打好宣传仗，台后则以恐怖政治作辅助。

　　宣传的重点：第一，煽动起一股疯狂的反共情绪，拼命吹捧蒋介石。在宣传中，竭力回避蒋介石在大陆失败中应负的责任，公然称赞蒋介石是什么“伟大的领袖和救星”、“古今往来最杰出的圣人”。大陆失败的教训使蒋介石悟出了一个道理，即要实现“反共复国”的目标，国民党和其追随者必须树立起“主义、领袖、国家、责任、荣誉”五大信念，誓死效忠领袖。

　　第二，千方百计使人们相信“反共复国”能够成为现实，极力宣传反攻大陆计划是“一年准备，二年进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事实上，连蒋氏父子也知道仅靠台湾实力永无反攻成功之望，所谓的“五年计划”除了鼓舞士气外，就是避免当局在舆论上陷入被动，仅是自己“树靶打靶”。蒋经国还制定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进行反共文化战、心理战、意志战、总体战、立体战”等所谓的反攻方针战略，给民众造成“反共复国”从理论到实践都已不成问题的印象。

　　第三，夸大军事战绩。1949年10月26日，台湾金门守军胡琏、李良荣、汤恩伯三部利用海峡及潮汐涨落等有利条件，在金门古宁头以10多倍的优势兵力险胜登岸的人民解放军。此后，为了给台湾当局提供一个接近大陆的联系基地，为了有利于祖国统一，大陆停止了进攻金门岛的行动。为此，国民党的宣传工具大做文章，似乎金门“胜利”已成为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开端，明天就可重返南京了，并称此为“古宁头大捷”。此外，他们还子虚乌有地创造出“登步岛大捷”、“鸡冠山大捷”。但是，无论怎样“连战连捷”，国民党蒋介石还是龟缩在台湾小岛上不敢轻举妄动。

　　第四，鼓动人们为把台湾建成“反攻基地”、“复国典范”而作出牺牲。按照蒋经国理想化的构思，为把“反攻大陆”变为现实，光有“圣人领袖”和“大捷”报道还不够，尚须所有的台湾人民行动起来，要“追求保卫台湾的共同目标”，“忘掉个人私利，把所有的私人利益完全克服下去，过上战时生活，向奢侈者开刀，向腐化者开刀。人人生产，戒浪费。个个动员，参加战斗。”为煽动民心，蒋经国还策划了一个又一个的“反共敢死队”、“克难竞赛”、“毋忘在莒运动”、“文化清洁运动”、“道德重整运动”。同时，附之以严厉的制裁措施。

　　配合于正面舆论宣传的是在岛内全面推展特务工作，保密防谍。早在1949年7月，蒋介石在高雄召开秘密会议，就准备在台湾撒下特务的天罗地网，会上成立了“政治行动委员会”，指定蒋经国、唐纵、郑介民、毛人凤、叶秀峰、张镇、毛森、彭孟辑等人为委员，由唐纵充当召集人。该机构的基本任务是：“统一所有情报工作，并使之充实强化。”

　　蒋介石在台湾“复职总统”后，又指令成立“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简称“台情会”），彭孟辑任主任委员。该机构负责协调指挥国民党党、政、军、宪、特情报机构。不久，“政治行动委员会”改为“总统府资料室”，由蒋经国一手操持，并接管“台情会”，蒋经国掌握了统治各门派情治机构的权力。至此，蒋介石原先在大陆的“中统”和“军统”两大特务组织已失去作用。“中统”改变为“法务部调查局”，“军统”演化为“国防部情报局”和“军事情报局”，统归蒋经国手下。

　　为了便于协调和指挥，蒋经国重新将各情治单位的工作范围加以明确：“法务部调查局”以负责进行社会调查，防止经济犯罪、贪污和漏税为主；“国防部情报局”以负责对大陆的“情报搜集”和建立特务网为主；其他情治单位以防共、防岛内“暴乱”的调查为主。与此同时，蒋氏父子还要求中央党部及社会、海外青年等各部门协同情治单位工作。

　　50年代初，蒋经国手下的特工已达5万人之多。蒋经国遵照父旨，为“台湾存亡的必要，实施铁腕政策，只要行动可疑，经人检举，一概列入危险分子，格杀勿论”，白色恐怖笼罩全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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