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宋美龄在台湾的日子(21)

二一

　　一旦失去台湾，使台湾陷于“一个受克里姆林宫指使”的政府之下，“对美国的安全将会产生严重不利的影响。”原因在于：一是如果在亚太发生战争，美国就无法接近中国大陆的战略要地，包括空军基地、海港和沿岸铁路集散站，所以，台湾具备潜在的价值，可作为美国的战时基地；二是一旦台湾失陷，苏联将控制从日本到马来西亚地区的航海线，甚至将控制区域“扩大到琉球和菲律宾”，这将威胁到美国的战略安全；三是当时日本的食物及其他补给主要靠台湾供给，如果切断这一来源，日本就会成为美国的负担，对美国的价值就会下降。基于以上种种考虑，“介入台湾”的问题就摆在了美国面前。

　　此时，苏联和新中国的结盟进一步刺激了美国，新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也在不断恶化。

　　新中国一成立，就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对与各国建交问题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态度：同社会主义国家建交，不需经过谈判过程；而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原则上是先谈判后建交，看看它们是否接受新中国的建交条件。

　　1949年10月2日，苏联率先断绝了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予以承认。随后，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也相继承认了新中国。12月16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此行的基本目标，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即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毛泽东认为，这样做有极大利益，在致中央的电报中，毛泽东强调指出：“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在他看来，“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经过近两个月的谈判和磋商，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一系列合作协定在莫斯科正式签订，这标志着中苏战略同盟关系的正式确立，同时也意味着新中国与美国和解的前景将更为暗淡。

　　事实上，在中苏关系接近的同时，中美关系则在不断恶化。10月3日，美国国务院宣称：由于中共没有作出要承担其“国际义务”的保证，美国将不会对新中国予以承认，“国民政府”仍是“中国的合法政府”。6日，杜鲁门总统批准继续给予国民党75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在中苏谈判期间，美国国务院接连掀起了几次宣传攻势，力图低毁条约，破坏中苏结盟，艾奇逊在1950年1月12日的一次演说中声称苏联正准备把中国北方的四个地区并入苏联。3月15日，他又重复类似的指责。

　　但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来，这类指责“只能激起中苏两国人民的愤慨，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此外不会有别的结果。”针对美国对中苏条约和协定的攻击，2月14日，在莫斯科的签字仪式上，周恩来表明了新中国所持的立场：这些条约和协定的缔结是根据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并将成为中苏两国兄弟友谊和永久合作的标志。这些条约和协定的缔结，也特别表现了苏联在斯大林大元帅的政策指导下，热情地援助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这将使新中国人民感到自己是不孤立的，而且也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助于世界和平。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曾经千方百计，企图挑拨离间我们两国的友谊，现在这种无耻的企图已经彻头彻尾地失败了。

　　周恩来进一步指出：“我相信，拥护我们的条约和协定的将不只是中苏人民，而且将是全世界的进步人类，而仇恨这些条约和协定的不过是那些帝国主义者，那些战争贩子。”17日，毛泽东在发表离苏临时演说时更加明确地宣布：“业已经过条约固定下来的中苏两大国人民的团结将是永久的，不可破坏的，没有人能够分离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它的巩固与安全成为中央领导人所考虑的首要问题，而这种巩固和安全的最大隐患便是美国的干涉和破坏。为了减少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进行政治破坏和思想影响的可能性，新中国在与苏联接近的同时，决定对美国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1949年10月24日，美国驻沈阳总领事沃德被市公安局拘捕，罪名是殴打领事馆的一名中国雇员。11月21日，沃德被判处6个月徒刑，并于12月初被驱逐出境。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进一步讨论了挤走美国在华所有外交人员的策略。1950年1月，北京军管会下令征用美国总领事馆内的美军兵营。中国方面认为，兵营的存在是不平等条约的耻辱标志，决不能允许这些兵营继续为美国这样一个敌视中国的帝国主义大国所控制，中国人民理应将它收回。美国国务院立即作出表示，这是北京对于其国际条约“义务”的严重违反，威胁如果中国征收领事区的任何一部分财产，美国政府将视此举为侵犯美国的权利，那么美国将别无选择，只好关闭所有驻中国的官方机构并撤回全部美国外交人员。

　　然而，这种威胁丝毫也没有动摇新中国领导人的决心，为了维护自己的对外政策原则，他们决不会向美国的任何压力和威胁屈服。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于1月13日致电刘少奇，表示：“同意（刘）1月13日电贯彻征用命令征用外国兵营，并准备着让美国将所有在华之旧使馆全部撤走。”18日，毛泽东再次电告刘少奇，指出：“美国撤退在华的一切官方人员，此事对我们极有利，惟民主人士中害恐美病者可能对我们征用外国兵营等行动有所不满，请注意解释。”

　　同日，新华社发表评论，表明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中国人民在维护自己的利益以及保卫自己祖国的主权的立场上，是从不考虑一切帝国主义者的意志的；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所制造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侵略特权，必须废除；帝国主义者撤退也好，不撤退也好，叫嚣也好，威胁也好，对中国人民的这个正义立场丝毫没有影响。

　　几年之后，毛泽东在谈到当时外交的战略考虑的时候说：这时，“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有了外交关系会给我们许多困难”。我们需要“先扫自己的房子”，而与美国这样的国家有外交关系则困难得多，暂时不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就使他们没有机会在我们内部制造麻烦。因此，建交与否，这并不完全取决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态度，“实际上我们希望‘客人’迟一些来。我们希望他们来时使他们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使他们处于后悔的地位。”

　　1950年4月10日，美国向中国表示它知道中国政府对于条约义务和西方国家的态度非常明确：只要美国政府继续帮助国民党打内战，要谈改进中美关系是不现实的，也是可笑的。到4月底，美国撤回其留驻中国的全部外交人员，双方不再有任何直接的接触渠道，继续相互指责和攻击，关系日趋恶化，一个全面对抗的态势在事实上业已形成，而随之而来的朝鲜战场上的军事较量使得这种敌对更加尖锐化和持久化。

　　在新中国与美国关系恶化的同时，美国国内亲蒋势力发出了保台的阵阵鼓噪。军方中国防部长约翰逊、远东司令麦克阿瑟等极力鼓动保台，国会中议员史密斯、诺兰、弗格森、塔夫脱及前总统胡佛则主张派遣美国海军“保卫”台湾，甚至海南岛，“在太平洋上筑起一道反对共产主义的墙”。

　　不仅如此，保台分子也对杜鲁门1950年1月5日的“弃蒋”声明施加了影响，从而为“介入台湾”埋下了伏笔。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的要求下，杜鲁门在美国“无意在台……建立军事基地”句前加上了“现在”二字，并删去了原声明文本中的美国无意“使台湾脱离中国”这句话。布雷德利的理由是，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解放台湾，战争爆发时，美国则有可能要考虑使台湾脱离中国的问题，并有可能在台建立军事基地。艾奇逊在1月5日下午的记者招待会上解释说，“现在”这个词意味着“万一不幸我们在远东的部队遭到攻击，美国必须完全有自由在任何地区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来保卫它自己的安全”。显然，美国政府不干涉台湾问题的声明并不彻底，在措辞上已经为日后改变政策埋下伏笔；在另一方面，它也表明杜鲁门政府做出“弃台”的决定是十分勉强的，是迫于形势而做出的权宜之计。

　　但是，美国的对外政策是受各种因素影响而做出的，是各派斗争的结果。1950年1月12日，国务卿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了著名的被称为“划线”的讲话，明确划出了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岛屿链防线，即比起阿留申群岛，经日本、琉球群岛至菲律宾，其中并不包括台湾。种种迹象表明，美国似乎已下定决心，决意与台湾诀别。其实，这仅是以艾奇逊为首的“弃蒋”派一时占了上风。

　　不用说，美国政府把台湾排除在防御圈之外的战略是很不合亲蒋势力口味的。杜鲁门的声明非但没有统一美国朝野的意见，平息反对派的攻击，反而激起了更高一浪的反对，成为攻击的新靶子。诺兰参议员指责政府在执行一种“宿命的”对台政策，要求对国务院远东司进行改组，任命麦克阿瑟为美国远东政策协调人。塔夫脱参议员指出政府的对台政策是与在欧洲阻止共产主义的做法背道而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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