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宋美龄在台湾的日子(9)

九

　　4．蒋介石“垂帘听政”

　　蒋介石虽避居溪口，这和当年袁世凯削职回项城、段祺瑞下野回合肥一样，是职退权未退，退而不休。他在溪口小镇驾了七部电台，准备随时操纵局面，而国民党党、政、军要员奔赴溪口请示总裁面谕的人也不绝于途。溪口小镇取代了六朝粉黛的故都南京而成为国民党新的政治中心，蒋介石也成为世界上最忙的闲人。

　　蒋介石回到溪口的第四天，便召集汤恩伯、何应钦、顾祝同等人开会部署长江防守计划，决定重点防守湖口以下，以确保上海的安全，将台湾作为最后据点，由汤恩伯负责总指挥。在会上，蒋说：“共产党是要我的命，而桂系既要我的命又要我的钱。”而在南京的李宗仁虽说“代总统”面子不够，毕竟蒋介石让位了，他要挽救危局，打出和谈的旗号，争取时间取得美援，保住半壁江山。为此他也加紧部署江防，决定重点防守湖口以西，确保南京的安全，以海南岛为最后打算，由白崇禧负责指挥。

　　1月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

　　润之先生勋鉴：

　　自政协破裂，继八年对外抗战，内战达三年有余……自弟主政之日起，即决心以最高之诚意，尽最大之努力，务期促成和平之实现……贵方所提八项条件，

　　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此作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自均可在谈判中商讨决定。

　　李宗仁电报一发，蒋介石大怒，即命孙科将行政院和国民党中央迁往广州，以示和李宗仁领导的南京政府对立，而大批国民党党政要员既不去广州也不在南京却聚集上海，两边都不得罪，这就形成了“一国三公”的局面。

　　2月5日，毛泽东发表文章讥评道：

　　这个所谓“政府”究竟还存在不存在呢？它是存在于南京吗？南京没有行政机关。它是存在于广州吗？

　　广州没有行政首脑。它是存在于上海吗？上海既没有行政机关又没有行政首脑。它是存在于奉化吗？奉化只是一个宣布“退休”了的伪总统。

　　同时，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宣布不承认南京政府。蒋介石对此幸灾乐祸，他在日记中写道：

　　共匪于今用广播明白表示不承认李宗仁所代表之

　　南京政府。未知李宗仁与邵力子、张治中等人当作何感想也。彼等汗颜至此，尚计其革命历史与人格乎。

　　李宗仁见蒋一日不去，他不可能有所作为，遂策划逼蒋出国。和谈代表张治中和屈武对他深表同情，愿请缨前往溪口一劝。蒋介石一见张治中和屈武便没好气地说：“你们是要劝我出国的吧？”他随手拿起一张报纸：“报纸上早就登出了。他们逼我下野尚可，逼我亡命不行！如今我是个普通公民，到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几句话把张治中的嘴封住了，他便只好就和谈一事请示蒋介石。蒋介石消了气，说：“你可以告诉德邻，我一定支持他。德邻现在所负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德邻的成败就是我的成败。我愿终老家乡，绝不再度执政。”可是谁又会相信他的话呢？蒋介石趁机就和谈规定了最低限度：划江而治，就地停战。

　　4月1日，国民党派出张治中、邵力于、屈武等代表赴北平和中共谈判。这时，解放军早已饮马于长江北岸，随时准备过江。对于国民党的要求，中共中央答复：不承认已停战，无论和战解放军均要过江，并且提出《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订案）。

　　这不啻给李宗仁当头一棒，是战是和，他不敢作主，遂修书一封派人送给蒋介石：“和谈正在进行，结果未可预卜。回顾宗仁主政以来，形格势禁，难于集中权力，迅赴时机，如果和谈万一破裂，战争重启，则宗仁断难肩此重任，深愿引身求去，以谢国人。”蒋介石看罢信说：“现在我是退休的人，他是代总统，一切由他作主。不过我是支持他的。”4月16日，谈判代表黄绍闳带着《国内和平协定》回南京请示是否签字，李宗仁不敢签字，即派人送蒋过目。蒋介石一看，拍案而起：“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李宗仁无奈之下召集心腹桂系将领开会，研究和谈事宜。白崇禧认为中共中央的和谈条件过于苛刻，决不能签字。黄绍闳则认为共产党已答应保留桂系军队和地盘，李宗仁还可做联合政府的主席，这已很宽大了，应抓住机会签字。其他人议论纷纷多不主张签字。最后，李宗仁也表示拒绝签字。

　　4月20日，和谈破裂。对日，解放军渡过长江。

　　黄绍闳见国民党大势已去，南京解放已指日可待，遂悄悄飞往香港。在机场，他遇到屈武，他对屈武说：“快到西北去！”屈武会意后也迅速逃离了南京。

　　4月22日，南京城内响起了零星的枪声，人们纷纷打起包裹细软出逃，交通一片拥挤，李宗仁决定离开这是非之地。23日晨，他乘“追云”号飞机飞往广州，飞机飞了1个小时后，他突然命飞行员转变航向，去了桂林。当晚，南京解放。

　　这时，蒋介石在溪口也坐不住了，遂乘车悄然驶离溪口，登上“太康”号军舰，驶往上海。从此，蒋介石父子再也没有机会回到故乡。

　　27日，蒋介石在上海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发表文告，内称：“当此国家民族存亡生死之交，中正愿以在野之身，追随我爱国军民同胞之后，拥护李代总统暨何院长领导作战，奋斗到底。”同时，他派人三番五次到桂林催李宗仁到广州主政。

　　而李宗仁感到蒋处处掣肘，自己手中无钱、无枪、无军队，实在难以一展宏图，他不想去广州，一到广州即无法脱身了，还是留在桂林桂系老巢安稳些。鉴于此，他和白崇禧等经过一番磋商，拟出五项条件：

　　代总统有权调整军政人事；
　　移存台湾的金钱应运回大陆以供军政开支；
　　所有军队一律听从国防部指挥；
　　中常委之决策，只能作为建议；
　　蒋先生出国。

　　对此五项条件，蒋假惺惺地表示答应，唯有出国一事他不同意。他说：“中正许身革命40余年，始终一贯为中国之独立自由而奋斗。只要中国尚有一片自由之领土，保持独立之主权，不信中正竟无立足之地。”他写信给李宗仁：“今日国难益急，而德邻兄对中正隔膜至此，诚非始料之所及。而过去协助政府者，已被认为牵制政府。故中正惟有遁世远引，对于政治一切不复闻问。”李宗仁被蒋的花言巧语所迷，还是飞往了广州，继续做蒋的替罪羊。

　　在解放军咄咄逼人的进攻下，5月25日，蒋介石亲自指挥的上海又失掉了，如此“江南半壁业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蒋介石孤舟漂泊，不知何处安身。5月末，他终于来到台湾，落脚于台北十几公里处的草山，因忌讳“落草为寇”的“草”，便改草山为阳明山，以表示对哲学家王阳明的尊重。草山也就成了蒋介石的“总统府”。

　　草山，青山环绕，林木茂深，泉水叮呼，本是游览的胜地，但是，山河美景不能激起蒋介石的一丝游兴。烦闷之余，蒋开始拟定防台计划，决定以舟山、马祖、金门、澎湖一线为前哨，以防务台湾为第一。

　　不久，李宗仁和阎锡山两次来台，要蒋介石到广州“主持大局”，蒋经国觉得“尚非其时，亦非其地。”蒋介石则不然，认为复出的机会将要来临，遂于6月14日飞抵广州，李宗仁毫无思想准备，只得乖乖听从蒋的摆布，宣布成立非常委员会，主席是蒋介石，副主席是李宗仁，这无异于恢复了蒋的独裁。不久，他在对部下的一次训话中解释了他赴广州主持大政的理由：“我是一个下野的总统，论理不应再问国事，一切由李代总统来处理……但想起总理生前的嘱托，勉以‘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的遗言，现在是我党危难关头，所以我以党的总裁地位来领导大家同共产党作殊死战。”看，他的理由又是多么动听。

　　蒋介石酝酿从幕后走向前台。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