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宋美龄在台湾的日子(4)

四

　　4．南京，总统府被占

　　1949年初，国民党主力已失，蒋介石病急乱投医，一方面抓紧编练新军，四处抓丁；一方面加紧长江防备，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挡解放军的滚滚洪流。同时，国民党政府为了保存残余力量及美国在华势力，为卷土重来赢得时间，发出了求和声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彻底揭穿了国民党的阴谋，并提出以包括惩办战犯，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在内的八项条件为和谈的基础，而且郑重声明，不管谈判结果如何，人民解放军都要渡江南下，向全国进军。

　　面对解放军咄咄逼人之势，蒋介石匆忙布置长江防守：宜昌以西由宋希濂负责，宜昌到湖口由白崇禧部负责，湖口到上海由汤恩伯部负责，防御的重点在东段，东段的重点在上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为将革命进行到底，一面通过和平谈判进一步揭露国民党的阴谋，一面指示第二、三、四野战军协同配合，加紧准备渡江作战。

　　1949年4月1日，以中共中央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的和平谈判破裂。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全军指战军：

　　（一）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二）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治恶不俊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

　　（三）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协定。

　　（四）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南京之后，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尚未达散，并愿意于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愿意再一次给该政府以签字的机会。

　　蒋介石看到毛泽东和朱德《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后，犹如五雷轰顶，瘫软在沙发上，他强打精神命令汤恩伯、白崇神速、宋希濂死守长江。

　　4月21日午夜，朱德发布渡江总命令。从东起江阴，西至湖口的千里战线上，百万大军强渡长江。守卫长江的国民党军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没有任何战斗力。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占领南京，当人民解放军的士兵进人总统府蒋介石的办公室时，桌上的台历正好翻到4月23日。总统府前欢声雷动：“活捉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在这伟大的胜利面前，毛泽东欣然命笔，写下了一首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七律诗：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老巢已去，蒋介石在溪口再也坐不住了，关于“敌军”神速推进的电报一封封来到溪口，蒋介石气急败坏，把电报往地上一扔，骂道：“娘希匹！敌军！敌军！为什么只报敌军进攻不见国军抵抗！”他登上“泰康号”轮船，气势汹汹地亲到上海指挥部署淞沪决战。蒋介石认为淞沪战役一打响，美英等国便不再袖手旁观，坐视国民政府败北，所以他发誓要打好“第三次世界大战导火线”——淞沪决战。然而几昼夜的殊死战斗过去了，从华盛顿送回的消息却越来越令人失望：美国不会继续卷入中国内战。蒋介石这才突然醒悟：“淞沪决战已经没有意义了。”随之杭州、武汉、上海相继失守。

　　5．成都，蒋介石投下在大陆的最后一瞥

　　人民解放军在渡江战役后，分四路开始了对全国的大进军。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攻占西安古城，西安宣告解放。这时盘踞西北的国民党部队仅剩下陕西的胡宗南部和青海、宁夏的马家军，共约40万人。根据敌人胡、马联合抵抗我军的形势，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确定“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作战方针，决心首先集中兵力聚歼胡宗南于扶眉地区。到7月份，胡宗南主力基本被歼，残部退入川北、川东地区，胡马联盟基本被粉碎，西北战场上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解放军由相对优势变为绝对优势，战争的主动权已完全掌握在解放军手里。

　　胡宗南主力被歼后，处于绝望中的蒋介石企图依靠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鸿逵部，扭转西北战局，于是他积极策动二马与解放军在平凉地区决战。但是二马为保存自己的实力，在解放军尚未迫近时即各自后撤，一路向西逃去。解放军冒着烈日酷暑，千里追击敌人，最后造成西北野战军随敌向兰州、银川进军，各个歼灭马步芳、马鸿逵的有利态势。

　　8月26日，兰州获得解放，马步芳部全军覆没，宁夏马鸿逵集团更加孤立无援。解放军乘胜前进，不给马鸿逵以喘息之机，于9月份彻底消灭残余之敌，二马集团在西北八十余年的封建统治被推翻，从而为进军新疆创造了条件。

　　新疆境内的形势十分复杂，除了部分向往和平的进步人士外，还有继续顽抗的国民党势力，以及亲英美的鼓吹新疆独立的势力。1949年，驻守新疆的国民党军，是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所指挥的7万余人。蒋介石在军事大溃败后多次电令陶峙岳，只留1个旅担任新疆的防务，其余部队悉数内调人关参战。由于新疆的国民党军队派系复杂，在内调问题上态度不一，如强行内调则可能使新疆10万军队呈分裂瓦解状态。为了不使地方混战和替国民党充当内战炮灰，陶峙岳以交通不便、运输困难和经费庞大为借口，拒绝内调。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新疆的局势一直十分关心。1949年8月，中共中央提出和平解放新疆的主张，并派邓力群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前往新疆活动。在国民党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在中共代表的大力争取下，1949年9月25日，陶峙岳率国民党驻新疆全体军政人员发出通电起义，宣布新疆和平解放，10月10日，解放军进驻新疆，蒋介石又丢掉了西北战场。

　　再说中南和西南战场，湘、赣、粤、桂等省由国民党白崇禧部、宋希濂部和余汉谋部所控制。解放军过长江后于7月从东西两面逼近长沙。长沙50万人民举行游行示威，提出“湖南人民不需要战争”、“战争贩子滚出湖南”等口号，要求湖南和平解放。对于湖南人民的正义要求白崇禧极力镇压，而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将军和驻守长沙的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将军却深知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表示愿意谋取湖南和平，避免生灵涂炭。在毛泽东的直接争取下，1949年8月1日，程潜、陈明仁率部起义。

　　这时，白崇禧的防御体系正面出现了一个大裂口，他担心其嫡系被歼，急忙收缩战线，宋希濂集团、余汉谋集团携手建起一条以衡宝为中心，东起粤东，西至湘西的“湘粤联合防线”，以防止解放军南进。针对敌人的负隅顽抗，毛泽东巧妙部署，采取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战的作战方针，将天罗地网撒向华南、中南、西南，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解放了粤北和广州。10月，国民党政府由广州迁往重庆，把西南作为最后挣扎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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