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10)

一〇

　　哪年哪月呢？

　　车和人都上了渡船。过了渡，那母女俩却不再上车，对押车员谢过后，做娘的又冲着章家响起铿锵有力的京剧道白：“锦上添花不足奇，雪中送炭是真情。谢谢你们这样的仁义之家，子孙万代都将荣华富贵！有缘总归能相逢！”

　　章家人就都笑了起来。

　　亚若觉着有人拽她的袖口——是那一直金口未开的女儿家：“小姐，我叫盛叶苹。”声虽轻，却字正腔圆。

　　盛叶苹？

　　亚若一惊：莫不是在吉安的京剧名旦盛叶苹？她这样凄惶地出逃，为何故？

　　“小姐，我原在吉安谋生，只为不做强人之妾，才出逃的。”声音更轻，却更诚挚。

　　果然是天涯同命鸟！

　　1939年6月20日凌晨三时，阴森破败的百年老屋“景凤山”却洋溢着辉煌的喜气。

　　这一天，蒋经国在此补行江西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的宣誓就职典礼，隆重又热烈地揭开了这位三十岁男子事业奋飞的序幕。

　　景凤山当是赣州城内的三山之一，而今山早已无山，只在原先大门的条石横额上镌刻着“景凤山”三字而已。百年老屋是前清某府建造的衙门，但幽在僻静的小巷深处，又与天花宫对面，不知哪代官员嫌正门进出不方便，便堵了前门，将原先的后花园侧门改为大门，挂的门牌号码是米汁巷1号。

　　进了大门是条石子路径，倒也幽雅，拐弯向右，方是正屋。正屋旁的三间小房，就作了蒋经国的停车房：一辆庇尔克轿车，据说还是南京侍从室的侍卫长王世和从上海买来的；一辆可翻篷的军用吉普车，又说是美国人送的；还有一辆摩托。这三部颇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成就了蒋经国的事业，也足见主人的兴趣爱好。

　　正屋并没改动当年衙门的建构，前高后低呈长回形。当年击鼓升堂处就作了礼堂，另几大间设为军事法庭、动员委员会。顺台阶而下，东边为办公厅和收发室，西边为会议室和书记室。再往下去，是后盖的两层楼房，楼上作宿舍、司号室和经理室，楼下作档案室、庶务室和餐厅。麻雀虽小，五脏齐全。呈一封闭状。百年老屋的背后有棵百年老榕树，树盖硕大无朋，浓荫匝匝，老根新枝旁逸斜出，“棕红根须丝丝缕缕长长垂垂，风中抖索宛如百岁老人翕动瘪嘴喃喃诉说古老的故事。每夜每夜，有数百只长足长嘴、骨瘦如柴的鸟们栖息其上，天将亮时，百鸟喳喳啼鸣，吵得寄宿专署的人没福消受早觉，官衙嘛，有道是：“日高三丈不起床，一日只当半日算”。

　　不过，那是隔日皇历。

　　新官上任三把火。

　　打蒋经国任“见习专员”日起，鸟们倒成了大家欢迎的朋友，鸟鸣即起，赶在司号长吹号前就起床，省得再出衣冠不整、磕磕碰碰的狼狈相。

　　戴着皮帽子的蒋经国总是精神抖擞第一个站在树下等着。点名、训话、举行升旗仪式。

　　或许是“邹缨齐紫”之故，蒋经国的皮帽子迅速流行为专署男女干部的“专帽”。但蒋经国的服饰，却难以效尤。蒋经国早就是背心短裤出操，升毕旗，整好队从专署往公园跑，一路脚步噼啪作响，并伴以有节奏的高呼：“一、二、三、四”！此举此喊叫老俵们从梦中惊醒，文官也习武？就振作也振奋，大街小巷就一片呀叽嘎的开门声，看“皮帽子”们热腾腾跑过，似有依托，也有奔头。蒋经国经受过西伯利亚大风雪的洗礼，一身赭酱色腱子肉不惧严寒，何况赣州气候宜人，他跑得尽兴，就把背心也捋了，赤膊上阵，又叫老俵们耳目一新，惊惊乍乍：这样的太子这样的官也真叫稀罕！

　　没有个性没有独特的与众不同处又怎叫做伟人呢？

　　这天凌晨，蒋经国照旧单独出操，照旧汗淋淋赤膊短裤加赤脚回到专署住处，他的几位台柱子却已个个衣冠楚楚等着他了。

　　血气方刚的蒋经国在食宿上倒没有太子架子，很能随遇而安。新兵督练处从临川温泉迁到赣州，督练处办公室设在城内中心花园的玉树琼花室，也就兼作他一家人的住所。四百多平米的砖木结构大屋顶歇山式建筑，气派倒气派，可惜空荡荡没有家庭的氛围，他倒也乐在其中。当专员了，他就搬进专员公署，顺着礼堂台阶往东南北各有几间平房，北边秘书室、译电兼监印室，南边就作他的办公室、会客室和寝室。这方小天地被人称为专署东院。

　　他的俄国夫人芬娜也早早地起来了。在俄罗斯女人中，芬娜称得上是佼佼者，碧眼高鼻，体态丰盈，尤其是皮肤，倒像中国女子般细润。只是如同所有的俄罗斯女人一样，青春期一过，身条便不可抑止地日渐肥硕。芬娜的性格也揉合着俄罗斯女人的热情奔放和中国女子的温良娴淑。这时，她着一件茶青色旗袍给五位客人冲着牛奶咖啡，旗袍的裹束使她如“满园春色关不住”般，动作便有几分拘束，还用慢慢的生硬的宁波腔的中国官话招呼客人，她就显得滑稽又可爱了。

　　“同志们，不用客气，请饮牛奶咖啡。”

　　走腔走调，同志们就很友好地笑了。

　　其实，她与他们完全可以用俄语自如地交谈。

　　这五位，都曾留学苏联，都是蒋经国的同窗好友，眼下，是蒋经国在赣南开创新事业的得力的支柱和臂膀。

　　他们也是芬娜的朋友。他们都曾加入过共产党，芬娜是共青团员，可谓名副其实的“同志们”。芬娜见着他们，就会恢复俄罗斯姑娘的坦率，耸耸肩，两手一摊，娇嗔地吐露心声：“SKACH－NO”，意思是“寂寞”，是呵，独在异乡为异客呗。久而久之，这句成了芬娜的口头禅，听音仿佛是：“食苦且乐”，老天，真成了哲理般的谶语！不过，芬娜还是铁了心跟着丈夫中国化的：穿中国衣、做中国菜、说中国话，连名字也改用公公蒋介石给取的中国名字——蒋方良。这不，蒋方良和俄语谙熟的同志们也不放过中文会话的机会。

　　“同志们”倒都是志同道合者，不是那种攀附势利的食客，但又性格迥异，各有千秋。

　　乍一看，周百皆最没个性，敦厚随和，和谁都说得上话，也最好说话，没棱没角，但却有主心骨。一副银丝眼镜镜片后的眼睛坦诚可信，谁与他交往都不需设防，他自己又最能吃苦耐劳，故而很得人心。在新兵督练处他就与蒋经国打连手，配合默契。眼下，他也走马上任为第四行政区动员委员会的秘书和赣县抗敌后援会的总干事，已将抗战动员、组织和宣传各项工作做得有条不紊。

　　徐季元呢，说雅点，静若处子；说俗点，三棍也打不出一个屁的角色。蔫蔫的，闷嘴葫芦般，无声无息，只管埋头做事，要他做经济委员会的秘书，掌管财务实权，也确是人尽其才，不显山露水的铁算盘呗。

　　矮矮胖胖的高理文，却斯文典雅极了，西服革履，又恂恂儒家学者态，是融中西文化为一体的文化人。他与夫人罗南英都是蒋经国留苏同窗。经国回国后，蒋介石要其在家乡溪口读书，高理文便当了陪读，罗南英则帮助蒋方良学中文。蒋经国来南昌后，高理文也于1938年暮春到了南昌，南昌沦陷前夜，正是高理文陪着蒋经国在赣江畔转了转，才去临川温泉的。这又相随到了赣州，似乎顺理成章成了经国夫妇的随从秘书。私交虽如是深厚，但高理文夫妇却硬气得很，一直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家居郊区西外乡三康庙，晚上连电灯都没有，一家七口生活较拮据，高理文毫无怨言，独骑自行车按时上下班。但如果以为高理文是一介懦弱书生，那又错了，只要高理文一开口一提笔，无不抨击政治、针砭时弊，你就要为他这张嘴这支笔的无遮无拦吓个半死，又不得不对他的慷慨激昂、刚正不阿油然而生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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