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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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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你没有完全放手给你的儿子去做,这是不是出于什么考虑?” “现在不是不接班,但要讲一定阶段。……做生意,没有任何模式,但一定要稳扎稳打。香港的历史,表面看来好似造就很多成功人士,但香港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不容易对付。我只希望子女们慢慢趋于平淡,而不是接班问题。” “但你家族生意这么庞大,要有人继承下来,要发扬光大。南沙虽然是以基金会的名义开发,但其实也是家族的生意。” 霍英东还是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说:“我始终只希望子女们读书叻(好)些,受好的教育,做一个专业人士,做一个平凡的人。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讲,做生意不容易的,要有很多方法才行,比如十几年前搞信德中心时,李嘉诚他们……” “这又关李嘉诚他们什么事?” 霍英东吞吞吐吐地说:“信德中心的地皮是我们(信德集团)买的,后来找李嘉诚、郭得胜、郑裕彤他们一起发展,大家合伙5亿港元。但信德中心起好之后,正是地产低潮时期,市道不好……李嘉诚他们就建议把信德中心卖掉,之后大家计数……这件事,我很难解释清楚。但我那时对他们讲,我不反对他们卖信德中心,但我那部分一定要保留。结果,他们卖掉他们那部分,我那份就不卖……” “这件事跟你的子女接班问题有什么关系?” “这件事,我很难讲清楚,不好解释,但有一点可以说的是,香港社会很复杂,做生意风险很大。历史上,总是说‘富不过三代’,‘永安’正逐渐衰退。你的子女,他们怎样接班是另一回事,但关键是要对国家、社会、香港问心无愧……” 对家族内部的事,霍英东向来总是不愿多谈,甚至是讳莫如深;所以一谈到子女们的接班问题,霍英东含糊其辞、欲言又止,这已是意料之中的事。 但事实上,自霍英东20世纪80年代初期发现自己身患癌症之后,他就已经有意识地培养震霆、震寰、震宇三兄弟执掌家族生意。这三兄弟的分工是,震霆主理对外公关事务,时常随父亲霍英东奔走于内地和世界各地;震寰负责公司的行政、财务管理,实际上是行使霍氏集团行政总裁、董事总经理这类角色和职权;而震宇则重点负责南沙开发区的事务。 另外,霍氏三兄弟还在社会事务方面扮演一定的角色。其中,震霆是香港多个体育团体的负责人,还是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震寰曾任香港培华基金会主席、香港中华总商会常务董事、中华全国青联副主席、香港青联主席等公职,现在还任广东省政协常委、中华全国工商联常委等职位。 很明显,霍英东除了培养震字派的三兄弟逐渐掌管霍氏集团的生意外,还有意让他们多一些参与社会事务。霍英东这样的安排,不知道是否希望这三个儿子都像他一样,不要让世人认为他们只是一个纯粹的商人? 〖结语〗 不需我再多讲,读者已经从以上几十万字的文字中,了解到霍英东是一个多么不平凡的人。说他是香港20世纪罕有的商业奇才、一代超人,相信读者也深有同感。 霍英东无疑是香港开埠以来最成功的商人之一,其成功过程,可能比任何一个商人的发迹经历都要艰难,更富传奇色彩,这当然是由于他低微的出身、凄惨的童年、艰辛的创业……但更主要的,是在他发迹之后,他所要面对的政治歧视,以及由此生发的种种困扰…… 而这种困扰竟如斯悠深和沉重,于是悲剧般成了霍英东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挣脱不了的樊笼。 在香港,有哪一个超级富豪,当他发迹之后,会像霍英东那样如履薄冰地生存?在商界,霍英东以稳健著称,于是有霍英东做生意如“钢索吊灯笼”的说法;而在人生道路上,在处理与港英当局的问题上,他的处境也仿如走在吊于半空的钢丝上,险象环生。 霍英东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做人,战战兢兢地处世。在香港,他总是沉默寡言,与世无争,与人无争,宽容别人,有时别人有负于他,他也是默然处之。 但是,这种独特的生存方式,也变成霍英东的优点:拿得起,放得下,输得起,愿吃亏;处事低调,不爱张扬,不爱抛头露面,不爱自我宣传,绝没有那种自高自大的陋习和自我表演的“骚味”(表演味)。 其结果是,这么多年在商界、体坛和政治事务方面,他的地位都很超然,既超脱圈内的各种纷争,也广为各派势力所接受和尊重;有不少像何贤、利铭泽、胡汉辉、李嘉诚这样的好朋友;几乎没有树敌——而且,最主要的是缓和了与港英当局的关系,保护了自己,保存了实力。 “能伸能屈”其实就是贯穿霍英东一生的主要特点,也是他最成功、最为人津津乐道之处。广东方言称:“能伸不能屈是一块木,能屈不能伸是一只虫,而能伸能屈者则是一条龙。” 可以说,霍英东就是这样的一条龙。 因为港英当局的歧视,霍英东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不得不逐渐淡出香港地产行业,但之后他在香港体坛和国际体坛的出色表现,却又使得他比同辈的大商家们多了一份成就和荣誉,也比他们更有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无可置疑,霍英东肯定是20世纪最出色的华人体育社会活动家。1992年,世界最著名的体育学府——美国春田大学授予霍英东人文学博士学位;1995年,国际奥委会授予霍英东荣誉奖章,也可视为霍英东在体育活动方面成就卓越的佐证。 霍英东从来没有蹉跎岁月,但港府的歧视,却使他眼巴巴地望着香港经济飞速发展的黄金机会擦肩而过,而他本人,也不能继续与别人分享香港经济繁荣的硕果。虽然霍英东从来没有对此流露过半句怨言,但不少人还是为此深感遗憾,因为若有霍英东的参与,七八十年代的香港工商界(尤其是地产界)可能会更加异彩纷呈,更加活跃繁荣。 但是,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的改革开放和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这两件世纪大事,却又不期然地给霍英东提供了大展身手的机会。 霍英东是最早一批进入中国内地投资的香港商人,他也可能是改革开放后10多年间,在内地投资最成功的香港资本家。 1995年1月,港府辖下的香港大学,把社会科学博士学位授予霍英东,应该不是偶然的。港大把博士头衔授给一个人,本是一件平常小事,而霍英东也未必在乎这个头衔,但对于长期以来从未得到任何与港英政府有关之名誉的霍英东,此事却有另外一层象征意义,那就是:香港社会已经调整对霍英东的态度,霍英东将更为香港社会所广泛接受。 霍英东自己在两次欧华学会研究会上演讲时,也在言辞之间,表露了这种心境和意识。第一次,他讲:“中国已不是150年前的大清帝国的时代了,英国也不是维多利亚盛世皇朝。”第二次,他说:“相信大家都会明白,今天的中国确实不再是第一位港督钵甸乍时代的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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