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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三


  霍英东说:“看了那些国家的情况后,我觉得什么也不需借鉴,中国有中国的特色,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最成功的,任何一个国家,包括苏联也学不到。”

  “为什么这样说呢?”

  “其实很简单,我时常想,俄罗斯和东欧的改革,困难重重,成果不大,重要之点是因为缺少一个它们的‘香港’。你想想,中国搞改革开放,香港不仅为内地提供资金、技术、设备、人才和国际信息,而且成为内地与国际接轨的枢纽,特别是成为3000多万华人与内地交往的主要关口。而这数千万海外华人,据说掌握着2万亿美元的资产,这比目前中国内地的国家总资产大约高四五倍。想想中国近百年追求现代化的艰难而惨痛的历史,也可以知道,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没有外来能量的输入,是难以有什么变化的。所以,香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霍英东还利用一切机会,到处宣扬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已故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1994年曾到广州访问,当时霍英东和前广东省长朱森林一起宴请尼克松。霍英东抓住这个机会,在向尼克松敬酒时,对他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还很艰巨,不少地区还很落后,有些人还睡在街上。12亿人口的中国生活问题如果解决不了,你想世界的负担有多重,我们中国要跟美国买一辆波音747客机,你知道我们要用多少船香蕉才能买到。一句话,包括美国在内,全世界都应该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

  有一次交谈时,我曾问霍英东:“好像听人讲过,你不是中共的统战对象,而是中共的自己人,事实是怎样的?”

  霍英东笑而不答,但他的一位助手却不加思索地笑着说:“绝对不是,这个说法完全没根据。你提出这个问题,我也觉得出乎意料之外,是第一次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想,怎么可能呢?不可能的,你知道啦,他家里有三个老婆,共产党员怎能有几个老婆;另外,澳门娱乐公司,他是股东,怎么可能呢?”

  停了一会,他又说:“我在香港几十年,接触过不少资本家,我深切地感受到他们作为一个中国人真是非常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民族,包括以前从香港回内地、现在当广东工商联主席的陈祖培,以及李嘉诚、王宽诚等等许多资本家,这种感情是很浓厚的。王宽诚是北角地王,他并不是像别人所说的那样靠内地赚钱,而是靠地产赚钱。他病后,一直在北京,死也要死在北京……不少海外的资本家,都希望通过商业来强国富国。郑观应早在《盛世危言》一书中就讲过中国民族资本家的这种思想、感情。霍生就是这样,一心一意为了国家。他写那篇欧华学会讲稿(指《中国的现代化与香港“九七”》)时,也想过会得罪一些人,但他觉得,为了香港,为了中国的现代化,得罪一些人,最多不做政协副主席,就这么简单。”

  【“事业永远立足于香港”】

  1989年风波之后,一些人对香港前途失去信心,迁册、移资、移民形成风潮,连霍英东的一些生意上的伙伴也迁册国外,转移资金出港。

  据说,那场风波之后不到两个星期,霍英东的一个生意伙伴——汤于翰医生就做出移资的行动。霍家和汤家各占一半股权的福堂有限公司,拥有毕打行和不少物业。那时,福堂通过一项特别决议,重新发行两种极特别的股票,F股发给霍家,T股发给汤家,两家权益比例仍保持不变,但汤家拥有的股权,则自此改由两家地处太平洋曲克岛的信托公司持有,福堂的一半权益成功迁册至曲克岛。

  到了1990年底,代理内地的东方石油也有迁册行动。该公司由霍氏家族和刘氏家族合办,权益各占一半,刘氏家族那时却把名下权益,迁册至非洲的利比里亚。

  生意伙伴迁册,但霍英东仍然如他几年前所言,“事业永远立足于香港”。他并未对中国政府失去信心,并未对香港前途失去信心,所以也用不着转移生意基地,另谋发展。他对香港前途的看法,正如他在那篇题为《中国的现代化与香港“九七”》的演讲:“……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日渐兴旺的珠江三角洲,是香港安定繁荣最大的保证。我相信香港将来仍旧会为中国的现代化继续发挥作用,香港仍旧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香港仍旧是中国内地与世界往来的重要窗口。”

  有无可能当上首任行政长官?

  霍英东是中国政府改革开放政策的极力支持者,是中方在香港的一位重要的朋友。1989年风波后,香港社会极不稳定,一些原本与中方有接触的大资本家也主动疏远中方,与中方保持一定距离。有好长一段时间,香港的大资本家都不想上京会见中国高层领导人。

  后来,中国政府为打破这个僵局,主动邀请香港一些大资本家上京,以恢复双方的关系,了解北京新领导层的态度。

  1990年,霍英东和大儿子震霆两次上京,会见了江泽民和李鹏,与两位领导人谈香港的前途问题,谈内地的改革开放事业,谈中国的体育发展,谈北京亚运会……

  虽然霍英东从来不在内地拉帮结党,但由于在体育事务方面和人大、政协事务上与中方有较多接触,故中方高层中的不少人与他的关系都很友好。近几年,霍英东每年都北上北京、北戴河等地,与邓小平、李鹏、薄一波、胡锦涛等人游泳或打网球……其中,他与杨尚昆的关系更为密切,因20世纪70年代后期,两人就已经在广东结识。

  虽然在《基本法》起草过程中,霍英东一直表现低调,他的一些提议也不获中方官员重视,但那段时间,在香港却盛传霍英东可能出任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首任行政长官,一些报刊还一度就此大事渲染。

  对于何种人能出任未来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各方的看法并不一致。邓小平说过,将来香港特区的首任行政长官,不一定来自政界,可以是新闻记者、律师、商人等专业人士;至于首任行政长官,应该是能同时为各方都接受得了的人士;而香港市民,却普遍认为应该由熟悉香港政府运作情况的人士出任,如现任布政司陈方安生这一类人。对于商人,香港市民一般都不赞成由他们出任未来行政长官。而香港首富李嘉诚也曾公开表态,不应由商人担任行政长官,因利益上有冲突。

  近10年来,香港曾盛传的首任华人行政长官人选,主要有霍英东、包玉刚、李国宝、查良镛、陈方安生、陈祖泽、钟士元、李福善、杨铁梁、董建华、梁振英、荣智健、吴光正、曾宪梓、罗德丞、王锟等人。有意思的是,近两三年,即使霍英东官至全国政协副主席,但却几乎再听不到关于他能否成为首任行政长官的议论,似乎香港社会已经认为霍英东完全没有可能出任此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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