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东全传(94)_冷夏

九四

　　【中方建议霍去北京理疗】

　　关于霍英东治病的情况，前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在他的香港回忆录中提及：“霍英东去北京治疗前，我给中共中央、国务院发电报报告这件事，并派专人去卫生部、港澳办交涉安排。党中央、国务院的负责人在接到我的申报后做了专门的批示，卫生部因此十分重视，集中了全国的名医到北京为霍英东治病。不久，霍英东康复了，回香港后，他对我表示感谢，用了四个字：‘再生之德’。我表示不敢当，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对霍的关心，我们应该做的。”

　　霍英东曾对我谈及他患病、治病的事，但他所讲的情况却与这段回记录所写的有较大出入。

　　“当时，我这里有一块东西，我初初认为是鼻咽癌。”霍英东指着自己的鼻子对我说。

　　“何鸿超是香港治疗癌症方面最有名的专家，我找他检查，原来是患了淋巴癌，同我老窦（老爸）当年患的病症一样。那是1983年5月。接着就在香港做了切除手术。给我做手术的都是香港最好的医生，一个是陈鸿章，一个是何鸿超，还有一个港大的教授，这个教授是梁智鸿（立法局议员）的老师，梁智鸿当时也参与手术。切除之后，最关键还是要理疗，理疗得好，病症就不会复发，这是最重要的。于是，后来就决定到北京进行理疗。”

　　“去北京理疗，是不是由那位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联络和安排的？”我问。

　　“可能不关他的事，他是1983年7月1日到香港任职的，我8月份就启程去北京接受治疗，但五六月份就已经着手安排好了。

　　“最初，我到广州中山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找李振权医生，李振权是国内治疗肿瘤的权威。那时内地的肿瘤医院设施很差，广州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的电梯是没门的，我见到一些纱布与饮茶的杯混在一起，医院的空气很不好。李振权建议我到美国一家肿瘤医院治疗，他说那是美国治疗淋巴癌最权威的医院，他儿子当时就在那家医院读医学。去哪里治疗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时，中方已经帮我联系好北京的医院。”

　　“你当时打算去哪里医？”

　　“我也是犹豫的。那时，李振权已帮我在美国那家医院订好床位，约了医生，他总是强调美国的医疗水平高、设备好。何贤那时也去了美国治疗。但我觉得应该尊重中方的意思。他劝我别犹豫了，还是去北京吧，我就决定去北京。”

　　“其实，决定去北京治疗，除了是尊重中方的意见外，是否也对内地的专家信心足一些？”

　　“不完全是。一个病人，自己去选择医生是很难的。当时，所有的朋友都劝我到美国，当中何鸿燊和我的子女还劝我：‘其它事可以爱国，治病的事不同的，一定要相信科技！’但我最后还是下了决心，听从何生的安排。”

　　据说，霍英东当时决定不去美国治疗还有这样的考虑：不知美国方面欢迎他的程度，对他是否很友好？

　　【祖国救了霍英东一命】

　　“内地方面是不是从全国各地抽调专家为你治疗？”

　　“不是的。我是到北京中科院肿瘤医院理疗的。那间医院搞了10年才开业，我刚去时，几乎是第一个接受治疗的病人。”

　　“北京方面有没有对你特别照顾？”

　　“没有的。”

　　“在北京治疗的情况怎么样？”

　　“放疗、化疗总共用了一年多时间，六个疗程，每3个月一个疗程，每次做14日，将那些癌细胞杀死，以免复发。每次疗程之后，就要休息，恢复体力。”

　　“那么，那段时间什么事也干不了了？”

　　“那一年多时间，可以说是处于半退休状态。那时，白天鹅刚开业，一些活动照样参加，8月到北京，接着9月到上海参加全国运动会。在上海那次，很担心出事，我住在锦江饭店，冷气12点关掉，刚睡着就没冷气，很热，全身冒汗，很容易感冒……”

　　“是不是到那公干，要随身带医生？”

　　“没有，哪里有医生带？那时没有的。最紧要的是吃多一些蛋白质的东西。理疗很重要，就是要根除，不给复发，一复发就很麻烦。”

　　“你的病属于晚期还是早期？”

　　霍英东似乎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他话题一转，说：“那时，听说每一千人有一个人有机会患上癌症。我当时想，怎么这么不幸，自己竟然是这一千人中的唯一一个……”

　　“化疗期间，你的生理反应大不大，比如有无掉头发？”

　　“医生给我说，可能会掉头发，我也因此准备了一顶假发，但结果并没有掉……”

　　当时有人认为霍英东患这种病可能只能捱3至5年，因为这种病往往是隔3年5年或7年就复发。据说给霍英东治疗的北京肿瘤医院院长，也患了淋巴癌，却医治无效。但霍英东接受治疗已经12年，至今依然无恙，有人说，这和霍英东的身体基础和心境有关。他长期坚持锻炼，身体基础好，加上对病情想得开，四周走动，不当自己是一个病人。

　　可能是为了报答内地方面对自己的“救命之恩”，霍英东后来捐赠了848万港元给中国癌症研究基金会，并于1987年和王宽诚、胡汉辉等香港富商共同出资塑造一尊“战癌女神”铜像，矗立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内，以激励研究人员战胜癌症、造福人类。

　　而后，对于内地的医疗事业，霍英东慷慨捐献，比如捐资100万美金，兴建心血管病研究所心脏中心；捐赠2200万港元，兴建广州暨南大学华侨医院门诊大楼；1988年，他到北京解放军总医院检查身体，了解到这所很有名望的医院新成立了泌尿外科体外碎石中心，但却缺少先进的体外碎石机，于是主动捐赠一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西德产品HM-4型体外震动波碎石机，价值150万美元。他还捐资2200万港元给广东省人民医院，兴建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医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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