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东全传(89)_冷夏

八九

　　持反对意见的人举出一大堆理由：温泉宾馆地方空旷，白天鹅则集中在室内，空间有限；温泉宾馆在农村，白天鹅在大城市，参观的人会更多，一旦挤迫，秩序控制不住，很难收拾局面……

　　这些人担心酒店开放会出乱子，是因为广州曾有“前科”：过去，广州海珠广场安装一盏太阳灯，好奇的市民蜂拥而去看热闹，结果人群挤迫，酿成伤亡事故。

　　但霍英东也有自己的理由：“应该让他们自己进来，看看一些新事物，体会一下中国人民的智慧和新的创造，增强每个中国人对自己和国家前途的信心。就是从经济观点来考虑，也是开放好，先有人气，然后才有财气。”

　　当然，还有一个理由，霍英东只在心里想，但没说出来，这就是：“白天鹅”地处沙面，过去沙面作为租界时，外国人曾一度禁止中国人入内；在这有历史意义、中国人蒙受过耻辱的地方建酒店，而且又是中国人建的酒店，更应该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进来。

　　霍英东执意坚持，大家也就无话可说，惟有多派人手，到时维持秩序。白天鹅全面开张那天，广州市民蜂拥而来，参观庆贺，群情汹涌，差点把大门挤倒。到晚上活动结束时，酒店员工清理现场，捡到市民因拥挤而掉了的鞋竟有一大筐。

　　之后的10多天，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卫生间的抽水马桶被游客打烂了好几个，草纸也被游客乱用，一天耗费几百卷。

　　酒店负责人和保安人员感到压力很大，要求恢复警卫森严、来访登记的老规矩。但霍英东还是坚持向群众开放。几周下来，人潮汹涌的现象开始缓解下来。不少市民和外地游客前来参观、拍照，但从来没有出现乱子，大家的反映很好，觉得酒店开放是正确的，所以坚持了下去。白天鹅是内地城市第一家对群众开放的高级宾馆。

　　事过多年之后，提出这段往事，霍英东仍然有很大感触。他对我说：“那时，没有哪一家酒店、宾馆像‘白天鹅’那样让老百姓自由进来。这一步骤很重要，不单只是广州人，全中国的人经过这里来看看，都知道什么是改革开放，什么是新事物。你认为我真是想多赚点钱，让多些人进来？”

　　【中国人自己管理】

　　白天鹅宾馆建成之后，如何管理？霍英东面临两种选择，一是交由外国的酒店管理集团管理，一是完全由没有任何酒店管理经验的内地人士来管理。按照国际惯例，高级酒店的管理一般都是委托酒店管理集团负责，即管理集团和酒店方面签10年20年或更长的合约，并掌握一切行政的用人用财权，从营业总额中收取一定百分比的管理费，但不负责盈亏。对于如何管理“白天鹅”，霍英东的想法与别人不同。他考虑到：由于内地情况特殊，外国管理集团组织客源不容易，而对内地情况又不熟悉，无法妥善安排旅客参观及提供车票、机票等服务，同时在当地采购也很困难；并且大批雇用外来员工，其待遇与本地员工差距太大，容易引起员工的矛盾。衡量之下，霍英东于是坚持采用自己管理这种新方式，一来避免以上问题，二来也借此培养出一批内地的酒店管理专业人才。

　　白天鹅宾馆有两千多名员工，当中没有一个人干过酒店行业，让他们去管理一家现代化的酒店，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尝试，弄得不好，酒店就会一团糟。但霍英东对此却很有信心，他始终认为中国人是聪明的，只要一经雕琢，就能成才。

　　在白天鹅宾馆开业初期，霍英东以每月3万港元的高薪，聘请一位美国酒店管理专家进驻酒店，传经授教一年多；期间，也时常礼聘香港的酒店管理专家前来指导员工，传授酒店管理经验。另外，霍英东也多次安排酒店的部门主管，到香港的大酒店见习，增长见识。

　　结果正如霍英东所言：“他们虽然没有经验，但他们有好学精神，开业以来，经过艰苦学习，终于把白天鹅管好。”

　　【云吞面式的市场效应】

　　“我始终认为，中国搞改革开放，物价、工资两方面的改革成效是最大的。”霍英东举例说：“开放改革之前，中国真是一穷二白，1977、1978年，我从珠海到广州，路上停车等轮渡，想买香蕉来吃，周围都买不到；我几次到一些人的家里做客，他们连酒杯也没有，即使是那些高级干部，衣柜里也只有一套衣服，你根本想像不到，国家会如此穷困，物资如此缺乏。我记得每年的广交会，几千人一下子齐集广州，结果所有吃的、用的、用水、用电，以及酒楼、宾馆，都要做计划报中央，由中央调配供应。”

　　霍英东接着说：“供应制其实就是计划经济，一些政治家、理论家可能喜欢搞计划经济，因为不会出现贫富悬殊的情况，不会有投机倒把行为，他们认为这样做世界会大同，但其结果却是物资越来越缺乏。

　　“工资分配其实也是一样道理，工资分配机制不灵活，人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问题就有很多。‘文革’期间，我在广州珠岛宾馆住过，我有个不好习惯，要吃宵夜，这可惨了，宾馆方面说厨房明天一大早就煮早餐，晚上是不做饭的。我问，宾馆为什么不多请一个师傅？

　　他们说多请一个人要有编制，要上头批准；我又问，师傅晚上加班，多发给他一些钱不是可以吗？但那时内地是没有加班这回事的。

　　“后来，改革开放之后，1979年我回番禺，在渡口看到载客的小巴，那是个体户的，我很高兴，又见到有人在那里卖豆腐花，不知多开心，觉得个体出现了，这就是市场经济的苗头。甚至见到中国一个电影导演在过年时，写了一副对联，横批是‘花开富贵’，我都觉得很惊喜。1981年兴建白天鹅宾馆的时候，我见到白天鹅宾馆附近突然冒出一个清平市场，各地的物资运到这里来卖，我就马上捐钱，请广州市副市长石安海在沙面和清平市场之间建一条天桥。”

　　其实，霍英东是透过清平市场的突然冒起，清楚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商品市场与改革开放的关系。果然，不出霍英东所料，一条窄小的老式的清平街，似乎在一夜之间就成了广州最大的一个没有围墙的超级市场，全国各地乃至世界一些国家、地区的商品源源运到这里来，又源源从这里运往各地。清平市场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窗口，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尼克松、基辛格等4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也慕名前来这个市场参观、访问，从中一窥中国改革开放的面貌。后来，有人因此说霍英东捐资兴建的清平街天桥，就是通往市场经济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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