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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九


  “新华社的主要官员与香港一大班地产巨头聚会,会不会引起港府的注意?”

  “每次我们聚会,门口都有港府的特务,有时他们也跟踪我们……”

  “那你们有什么特别的措施对付他们的跟踪和监视?”

  “没有,我们照样聚会,当他们不存在。”

  “在这之前,霍生和你们的关系是否密切?”

  “不密切,后来在我们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帮我们打开局面。”

  “在这之前,中国政府有无通过霍生做过什么事?”

  “应该没有。朝鲜战争时做运输,我理解纯粹是他自己的生意。”

  由此可知,在20世纪60年代,霍英东已经成为中方的好朋友,还帮助中方做统战工作。李嘉诚、郭德胜、冯景禧、李兆基、王德辉这些大资本家,可能也是从那时起才与中方有所接触的。

  就霍英东组织香港那些大地产商与新华社官员见面一事,我也多次追问霍英东本人。

  “这种聚会多不多?”

  “都几多,差不多每个月都见一次,有时在我家里,那时我们家还住在蟾宫大厦……”

  “大家见面时,有无谈政治?”

  “很少谈政治的,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海阔天空聊天,但我记得有一次,何鸿燊在谈到香港的前途问题时说,保持繁荣最重要的是两件事,一是最怕现代慈禧太后掌权,他指的慈禧太后是江青;二是争取联合国把总部搬到香港来。这件事我记得最深刻。”

  我继续问霍英东:“据说,港府政治部长期对一些亲中人士跟踪、监视,甚至窃听电话

  你那时与中方往来这样频繁,难道没有顾虑?”

  “我以前同你讲过,1954年卖楼花时,传我被递释出境。港人最怕这个……”霍英东说。

  “既然这样,为什么还组织地产商与中方见面,甚至在自己家里聚会?”

  “其实,那时,也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了。反而在1973年,我做香港公务员协会网球比赛的赞助人时,港府可能比较敏感一些。”

  “你当时出钱赞助香港公务员打球?”

  “也没有赞助多少钱。后来,他们把这个比赛项目命名为‘霍英东杯’,一直打到现在……”

  “你刚才说港府对此敏感,怎么敏感?”

  “一个掌管公务员的高官,好像是屈衍,大家见了面,见到一个商人当公务员协会的赞助人,都不知怎么样做才好……”

  “这个协会请你当赞助人,是否有什么政治动机?”

  “1973年,一个协会请我,应该没有什么动机的。其实,我也没有出很多钱……”

  “你出任公务员协会网球赛的赞助人,是否也改善了与港府的关系?”

  霍英东对此问题避而不谈。但是,霍英东一直想方设法改善与港府的关系,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带郭德胜、李福兆上内地】

  1964年,霍英东已经作为香港同胞国庆观礼团副团长,上京观礼。这个职务虽是临时性的,但亦不能等闲视之。一般而言,若中方不是很信任霍英东,若双方的关系不是很好,中方是不会接受他出任这个职务的。按常理,能够获中方邀请赴京观礼的人,与中方的关系应该是较为密切的;而又能任观礼团负责人的,关系应是更非一般。双方能够建立起这非一般的关系,应该是有过一些接触、沟通、了解的。

  却说自1964年第一次北上京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庆典活动后,每年,霍英东都参加香港同胞国庆观礼团赴京观礼;除了赴京观礼外,自“六七风暴”之后,霍英东还多次率领香港的地产界、工商界和体育界人士,回内地旅行、参观、访问。

  有一次,兴致一来,霍英东向我谈起他率团访问内地的一些情景。

  “最难忘的是1971年那一次,那年,内地发生林彪事件,9月发生的,但我们一点消息也没有。之前,新华社香港分社通知我们,9月二十六七号启程去北京,但到了二十八九号,仍然没接到动身的通知。我们认为是取消了,那年真的取消了国宴和游行,第一次取消。后来,突然又有通知,要我们即刻启程到内地,很匆忙,连旅行支票也来不及买,就匆匆动身了。那次,我们一共有49个成员,工联会主席杨光是团长,我是副团长。一共去了49天。去前,他们还交待一句,叫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结果,我们去了北京、江西的井冈山、陕西的延安,还有红旗渠……回到香港,才听说林彪事件。本来是观礼的,但最后却变成一种学习。”

  “我翻查过那时的一些报纸,你每次率团北上回来,都对记者说看到形势一片大好。其实,这是不是心里话?。”

  “其实,我们看不到落后的一面。讲真的,香港那时还算比较困难,碰上‘六七风暴’,香港经济刚复苏。你说我对报社记者讲形势大好,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说是不好的,不管你是否喜欢。好似我们那时看《经济导报》,上面时常说‘资本主义天天烂下去,社会主 义天天好起来’,这种事,怎么解释?况且,我们回国内,接触到的一般是好的事物……”

  “在内地参观访问时,有无什么人与你们接触,私下谈些什么?是否要求你们发挥一些什么作用?”

  “没有。那时,很多事情,我们不是很明白的。我记得有一年好像是七四、七五年,庄则栋虽然做了国家体委主任,他讲,他对‘文革’,也是不明白的。那时国内很多地方不给照相,胶卷不能带回香港,要冲洗出来才能带回来。”

  在“文革”期间,经霍英东组织和带领回内地访问、旅游的香港工商界知名人士,包括郭得胜、李福兆、冯景禧、郑裕彤、陈德泰等人。而霍英东,他不但自己时常回内地访问,还多次携带太太和子女们一齐回去。

  在“文革”期问,霍英东已处处表现出爱国行为。他曾对我说:“那时,年年都回广州

  参加交易会,买了很多工艺品,搞到现在成屋都是,设地方摆,那时是想通过买东西,对祖

  国表示支持。另外,我几乎是第一个香港人用国产电梯的。葡京和星光行就是用国产电梯。那时,真是被人笃死,我认为国内能出口的商品都是好的,结果买了之后,几天坏一次,又没有维修,没有零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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