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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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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国庆观礼 绕道澳门上京〗 1964年9月底,霍英东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活动。这次上京,他并没有直接从罗湖过海关,而是绕道澳门回内地,有人指此举是为了避人耳目。在北京,霍英东第一次见到邓小平。 【绕道澳门上北京】 1964年9月底的一天,霍英东悄悄地搭上信德船务属下的路环号水翼船。这次,他并不是专程去澳门,而只是绕道澳门到内地去。他是应内地之邀,以香港商人的身份,担任香港同胞国庆观礼团副团长,赴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大典。 霍英东与内地方面的接触,始于朝鲜战争时期,但那纯粹是生意上的往来;而在政治的层面上,中方和霍英东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有接触的呢? 就此问题,我曾问过一位曾在新华社香港分社任职的人士,但他的回答前后有些矛盾,他最初说中方是在“六七风波”后才与霍英东有往来的;一回他又坦认大约是在1961年,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高层如社长梁威林等人已经与霍英东有接触。 我问:“那次见面是谁主动提出来的?” 他说:“应该是我们提出来的。” “在哪里见面?” “就在旧中国银行大厦。” “你们接触霍生时,他最初的反应如何,是不是很爽快地就答应和你们见面?” “是的,大家作为朋友见见面,聊聊天,没有什么大不了。” “当时,新华社方面有哪些人与霍生见面?” “第一次见面,梁威林和我在场,最多可能还有祁烽。” 祁烽是1957年来港出任香港新华社副社长及代社长的,而梁威林则是在1958年正式到港出任社长一职。梁、祁两人都参加过抗日战争,组织、领导过游击队抗敌,对香港的情况也较为了解。 我又问:“第一次见面,大家谈了些什么?” “具体谈什么,我不记得啦。应该是互相了解、沟通一下而已。” 我也曾经就此问题,问过霍英东多次,但他都没有正面回答。很明显,他不愿多谈他早 期与中方的交往。直到1996年2月份,在我的再次要求下,他才蜻蜓点水般地透露了一些情况,而这些内容与那位何先生所谈的全都一致,连两人谈此情况的口吻、语句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 当然,在当时而言,霍英东与梁威林、祁烽等中方官员见面,是一件比较危险的事情。据一些了解中方早期在港活动情况的人士透露,从50年代起,旧中银大厦就成了中方的主要活动场所,中方的重要会议、活动,以及新华社香港分社官员与香港重要人士的会面,一般都安排在那里举行;而港府政治部也一早就发现这个情况,并且在线人提供会议时间、日期、地点及人物等情报资料的情况下,对出入大厦的人物加以摄影和记录。 霍英东第一次与梁威林等人的会面,以及往后在同一地点的见面情况,是否全在港府政治部的绝密侦查下呢?对此,我们虽然不得而知。但据一个前政治部探员1996年初在无线电视台的一个节目中透露,一些亲中人士,包括霍英东、吴康民(原培侨中学校长)等人长期都受政治部的密切监视。 那么,在1961年第一次与梁威林等人会面之前,霍英东有无与其他中方人士接触过呢?就此问题,我也问过霍英东。 “朝鲜战争之后那几年,中方有无主动与你接触过?” 霍英东欲止又言:“没有的,一直都没有……老实讲……后来很多人……结果呢,陈祖沛返回广州之后,也没有接触。” 陈祖沛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是“南北行”的富商,曾有人称他为“商界超人”,因他做生意手法高超。他可能是中方的“自己友”,大陆搞“三反”、“五反”时,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他把“南北行”的账本带上广州市,向中方交代自己的经济问题;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陈祖沛受到冲击,被迫跳楼自杀,虽然幸而不死,但却落得个双脚折断的下场。 “南北行”是老牌中资贸易行。朝鲜战争时,在冲破联合国禁运,向内地运送物资方面,“南北行”居功甚高。 从霍英东以上那断断续续的话中,我们可以推测出,他在朝鲜战争时可能与陈祖沛,与“南北行”有过生意上的合作;朝鲜战争后,他可能也与陈祖沛有过往来,但自陈祖沛返回广州后,两人就不再见面。如果以上的推测成立,那可以证明霍英东在与梁威林见面之前,已经与中方有了秘密的接触。 1962年,也就在与梁威林见面之后不久,霍英东又去了一趟广州。 “这是自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我第一次返内地。”霍英东对我说。 “是不是为了跟内地方面谈海沙生意?”我问。 “是的,那时,香港的海沙供应出现问题,沙源不够,所以到广州找广东省五矿公司等部门谈合作的事;但是,也不全是谈海沙……” “还谈了什么?” “那时,杨尚立请我吃饭,地点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是一间叫听雨轩的地方。大家没谈什么,那时,正是大跃进之后,生活很困难。返广州,最初是作为一个……” “是不是统战对象?” “可能是啦。杨尚立是从外面回国的大资本家,他当时是广州工商联的主席……” 当时,霍英东已是港澳两地有相当影响力的商人,加之他曾与内地有生意往来,故他成为统战对象是很自然的事。 那时,霍英东与内地接触,还是有所顾虑的。一方面,虽然英国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但在承认新中国的同时,英国还继续与国民党方面保持实际上的联系,在台湾淡水驻留领事机构。实际上,中英两国关系并不友好。另一方面,由于霍英东在朝鲜战争时与内地做生意,引起了英国和美国的不满。在这种形势下,霍英东与中方接触,可以说是相当微妙的。 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中期被传递解出境的阴影一直困扰着霍英东。直到60年代初期,港府把一些所谓的“危险人物”递解出境的事还时有发生,其中最为轰动的是在1961年11月,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香港仔警察训练学校副校长、华籍助理警司曾昭科,被当局扣留50多天后,递解出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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