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东全传(22)_冷夏

二二

　　【“绝对没有”做军火生意】

　　霍英东谈朝鲜战争经历欲言又止，是我意料中的事。那天的采访结尾时，我提议他就这个问题专门、详尽地和我谈及。

　　第二天，不知是否有所准备，当我再次提起朝鲜战争问题时，霍英东虽然表示1997香港回归前不想多讲，但是最终还是谈了不少。那天，采访的地点也是在霍氏集团的写字楼里。

　　“外面有传你在朝鲜战争时‘走私军火’，真实情况是怎样的？”我直截了当地发问。

　　“朝鲜战争的事，在1997年7月1日前，我都不是很想讲。当时，禁运后，内地缺乏物资，很困难，而香港是惟一可以支援内地的地区。里面牵涉到一些人……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地说，我真的不是发了很多‘国难财’。”

　　“您是直接与内地做生意，还是透过在港的中资机构？”

　　“当时，我与内地没有任何关系，自己亲力亲为，做了一年，才赚1万多元。”

　　“你们走哪一条水道？”

　　“最初是由香港运到澳门，后来直接运去深圳蛇口。”

　　“是不是很危险？”

　　“不是很危险。有些事，我至今仍然不是很明白，因为若港府要彻底禁绝运货到内地，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后来，港府采取一个方法，就是外来物资一入仓，工商署就派人封住。”

　　“主要运一些什么物资？”

　　“都是一些粗重的东西，比如铁板、胶管、五金用品、车胎、汽油……”

　　“有无军火？”

　　“绝对没有。”

　　“有无通过香港的代理商？”

　　“没有。可能后来有些中资机构介入。内地需要什么物资，贸易公司运来，我们就用船运到澳门、蛇口。”

　　“直接交货还是间接交货？”

　　“大多时候都是运到澳门，交给南光公司。那时，我和内地没有任何关系。”

　　“用什么船运货？”

　　“都是用渔船。起初是晚上去，后来白天去也行。其实，所谓‘走私’是很微妙的，在港口装载些物资，没人说你的，而一出到公海，他就抓你不到。到处都是海，货在港口是合法的。”

　　【货船曾遭追捕和械劫】

　　“有无疏通海关、水警？”

　　“有的，主要靠一些海关、水警人员协助。”

　　“有无经历过一些危险的事，比如被追过或抓过？”

　　“有的。我们的船一般是在早晨到澳门起货，天天早晨都到澳门，几乎是定期的。有一只货船，港府已经盯了很久了，我们一开船，他们就追赶，并用机关枪扫射……”

　　“当时，你是否在船上呢？”

　　“我不在，但我看到他们截住这条船。船上载的是一些胶管。”

　　“在香港，你有无合伙人？”

　　“没有，因为没有多少人够胆做。从头到尾，都是自己亲力亲为。”

　　“是用自己的船，还是租船？”

　　“最初是用渔船，什么古灵精怪的船都用过。”

　　“船速快不快？”

　　“很慢的，比如那些风帆船，走一天才到澳门，载几吨柴油，才赚几百元。”

　　“交货之后，对方就交钱给你们？”

　　“是的。”

　　“从澳门返香港途中，还有没有危险？”

　　“本来没有危险的，政府方面没危险。后来澳门那些‘大天二’来了就危险了。他们拿着军械，最厉害的是那些13米的机关炮。那时，我们的货船是没武器的，所以他们一截住我们的船，就乖乖给他们货和钱。”霍英东说的“大天二”，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起开始活跃于澳门的那些江湖人物。

　　“你们出发时，有无固定的码头？”

　　“没有，到处都是。有时夜晚睡在大船上，等天黑就出发。后来不再是这样，干脆用船拖去，白天都去的，没所谓了。”

　　“是不是最初时封锁紧一些，后来松了些？”

　　“不是的，怎样封锁我们都不怕，内地需要多少物资，我们能运得到。”

　　“货源有无问题？”

　　“没问题的，因为香港这边有人与内地代表谈判，洽谈货源。一般来说，100万港元的货，去到内地，可以赚到20万，其中10万元分给各方面，包括船租、伙计、海关、水警之类。其实，不是赚好多钱，不是像现在这样用‘大飞’走私汽车那样发达。讲来讲去，都是后来靠地产发达。这种生意怎能发达呢？”

　　“关于这段历史，罗亚所著的《政治部回忆录》有过概述：‘由于港英警政紊乱，贪污盛行，地下活动人物只要持有足够资本，任何关卡皆可打通。当时的军警巡汇范围，仅及内港及码头，牵涉走私行内商人，大多为国民党时期的‘大天二’黑社会中人，只要有利可图，便可不理死活，进行走私勾当；当遇警截查时，先出示金银财帛，如要吃硬时，便须进行大火拼。’”

　　【自问合理、公道】

　　“对于这段历史，外界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但你自己怎样看待、评价？”

　　“我自己觉得，看待这件事不能离开当时的环境。不管用什么名称评价这件事，你说‘走私’都好，或者说是运送物资都好，我都是身先士卒，几年间，每天只睡三四个钟头。那时，有不少人做这种生意，有些可能卖假药、卖过期药而受到一定的惩罚。”

　　“据说，那时何贤、何添、何鸿燊等人那时也和内地做生意？至于包玉刚，他自己也承认

　　那时与内地有生意往来……”我说。

　　“是的，那时，在香港没有什么生意可做，不少商人都趁那时与内地做生意。认为自己赚的钱很少、很公道、很合理，所以我并不认为自己发‘国难财’。当然，没有这笔钱，就很难有下一步的发展。当时，我是在商言商，除了赚钱外，谈不上什么爱国意识。我一向喜欢接受挑战，最艰苦的事情，我一定要做好。我觉得做人要本着良知，当时赚钱真是好公道，每一个人都有好处。有一个伙计，他好帮得我手，将各方面关系理顺。但这件事结束后，大家各走各路。他赚到钱后花光了；他向我借，我借10万元给他，他拿去开麻将馆又亏蚀了；后来他又跟朋友借了700万去投资一间娱乐城，我赞助200万，结果又亏掉了。200万在当时是一大笔数，我买毕打行才700万元。我当时对伙计是没得说的，最重要是讲本心。”

　　“像你这样说，你认为这段经历没有什么不正当？你问心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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