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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


  在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由于犯“左”的错误而提出辞职。在酝酿新的人选时,尽管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是全党公认的,但是他推荐了胡耀邦担任党中央主席,得到全会的批准。他的这种胸怀,为党实行新老合作、新老交替作出了光辉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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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年上半年中央机关和国务院各部委的机构改革,是中央为实现干部队伍的“四化”,有秩序有步骤地实现新老干部交替的又一个重大决策。这次改革,不仅使中央一级的党政机构和工作人员的编制大大缩减,而且使部、司(局)两级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普遍下降了四至六岁,其中新提拔起来的中青年干部已分别占到部、司(局)两级新班子成员总数的百分之十六和三十二。

  十二大决定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这是党历史性的创举,是根据中国党的实际情况确定的。它是在新的历史时期解决党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它的目的是要使中央委员会能逐步更年轻化一些,同时相应地使一些老同志退出第一线后继续发挥他们的作用。早在七十年代的后期,邓小平就提出了建立顾问委员会的设想。他同时指出,顾问委员会只能是一种过渡的组织形式,要实现干部队伍的年轻化,更重要的还是要建立退休制度。根据新党章的规定,中央顾问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工作,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实际上它要对中央委员会起支持和传帮带的作用。顾问委员会委员除必须具有四十年以上的党龄外,还要对党有过较大贡献,有较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在党内外有较高声望。十二大选出的172位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平均年龄为73.3岁,其中81岁以上的有14人,年龄最小的为63岁;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以及抗日战争时期人党的占97%以上;他们中间有64人是上一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或候补和委员。

  同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相比,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吸收了一大批德才兼备

  年富力强、经验丰富。具有专业知识的中青年干部走上了中央的领导岗位。

  年轻一代党员中的这些优秀代表,将在老一辈人的直接培养和扶持下挑起重担,成为最高领导层的接班人。

  中央委员会里112位55岁以下的中青年,是在党中央这些年来不断敦促下从全国各地悉心选拔出来,第一批进入党的最高领导层的接班人。年轻一代党员中的这些优秀代表,这些将要在中央领导同志直接培养、扶持下挑起重担的后起之秀,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中央决定趁一中全会召开之际,让他们同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全体领导见一次面。

  9月13日下午,中央领导同出席十二大的全体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合影留念后,来到大会堂的新疆厅。下午4时半,39位新当选的年轻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怀着兴奋的心情依次步人大厅。中央领导都从座位上站起身来,表示欢迎。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等和政治局、书记处的其他领导人,这一天全都到场了。这种“满堂红”的欢迎方式,使那些年轻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们既兴奋,又有点紧张。他们围了一圈,坐在中央领导的后面。中央组织部的同志—一唱名,向中央领导简要地介绍这些新一辈接班人的情况。第一个被介绍的、是52岁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女副部长李淑铮,她是新选出的候补中央委员。当介绍她的情况时,她腼腆地原地站起身来。介绍到最年轻的中央委员王兆国时,胡耀邦插话说:他是小平同志发现的人才,是第二汽车厂的副厂长。王兆国也同前面几位一样,原地站了起来。陈云问他:多大年纪?中央组织部的同志答:41岁。陈云侧过身来对王兆国亲切地的招手说:请你再站近些,让我仔细看一看。王兆国离开座位。来到大厅的中央,脸上激动地泛起红光。中央领导仔细地端详着这位1966年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露出了满意的会心的微笑。轮到介绍下一位时,胡耀邦说:你们胆子大一点站到中间来!于是每一位被唱测同志都照办了。

  中央领导对后辈们的亲切感情和平易近人的作风,使大家解除了拘谨。他们在回到自己的座位之前,走到每一位中央领导同志面前,同中央领导同志—一握手。这39人,还有新当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46岁的郝建秀,53岁的民政部部长崔乃夫,53岁的水利电力部第一副部长李鹏,47岁的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52岁的福建省委书记胡平,47岁的交通部女副部长郑光迪,50岁的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宋健,52岁的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何光远,52岁的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张寿,51岁的空军某军军长于振武。最年轻的是甘肃省建委副主任胡锦涛,他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只有39岁。另一位年轻的是42岁的李慧芬,她也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任天津无线电联合公司第一副经理兼总工程师。所有这些人,都是具有现代化知识,精通自己专业的实干家。

  将近一个钟头的会见结束了。胡耀邦最后说,今天是同大家认识认识,这一次见面的,只是中央委员会112位55岁以下的同志中的一部分。其他的同志,今后开全会时再分两次见面。

  在全面改革的最好时机,胡赵担纲制订“七五”计划,坚定改革信念,承担风险。

  1985年春天,北京西郊的一个幽静院落,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的一个文件起草小组,正在着手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因为这是党和国家面临的重大课题。中央决定由胡、赵亲自主持文件的起草工作。

  “从一定意义上讲,‘七五’计划应该是一个改革的计划。”赵紫阳在向起草小组的成员传达中央对“七五”计划的看法时明确指出了这个总方针。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层意思是说要以改革的精神制订计划,另一层意思是说计划要以改革为重要内容。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也一再讲到:如果我们不搞改革,不坚持开放政策,我们制定的发展经济的战略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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