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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广泛的国务活动(4)


  为经济建设呕心沥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增强经济实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贺龙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对经济建设甚为关心,多次参与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经济建设的重大决策,经常到全国各地工矿企业和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情况,提出建议。

  贺龙认为,四川、贵州和云南3省位于祖国战略后方,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但是经济比较落后。开发大西南,不仅对提高那里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而且对改善全国工业和交通的战略布局,巩固国防,加速国家建设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早在成都解放之初,贺龙就派了1个师参加维修都江堰水利工程。随后,他和邓小平、刘伯承领导修建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在重庆建成了西南第一座自动化火力发电厂;建设了重庆人民礼堂、西南博物馆、大田湾体育场和体育馆等等六大建筑。1952年秋,邓小平调中央工作后,贺龙主持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的工作,领导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西南地区的大规模经济建设。

  贺龙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以后,1957年12月28日,受国务院委托,同聂荣臻等去成都参加宝(鸡)(都)铁路的通车典礼,并对宝成铁路和四川的灌县、新都、自贡、重庆等地进行考察。回到北京以后,在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期间,利用会议空隙,于2月7日向周恩来写了《关于视察宝成铁路的报告》,对于这条铁路的作用,贺龙认为:“宝成铁路的建成,使成渝路和全国铁路相连接,使四川与全国各地的物资交流从此畅通无阻,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军事意义上说,都有很重要的价值……,特别是对西南丰富资源的开发,促进人民文化和经济的发展将起重要的作用。”但是,这条铁路也存在着需要改善之处。

  1959年3月25日至4月5日,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决定进一步降低钢铁等主要生产指标,缩短经济建设战线,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为了检查这一决定的贯彻落实情况,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后,5月21日,贺龙到四川省进行调查研究。他在听取四川省委和成都市委领导人的汇报之后,视察了无缝钢管厂和洗煤炼焦厂。随后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和省委书记阎红彦等陪同于27日到达重庆,听取重庆市委的汇报。第二天到达綦江铁矿,并在那里给周恩来,邓小平和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四川钢铁生产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要让四川省完成年产钢107万吨的指标,必须解决生产技术、原材料供应、交通运输和设备等方面的4个问题。贺龙回到重庆后。31日,接连发了两封电报:一封是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他说:“我在成都看了无缝钢管厂。这个厂生产200公厘钢管的厂房已基本建成,只差装房架。由于是下马项目,最近停止施工,从国外进口的设备都露天放在那里。国家已经花了绝大部分资金,突然停工,雨季一来,必将造成损失。”建议追加些投资,至少把200公厘钢管厂房建成,暂做设备仓库;如可能,则考虑建成一个车间,以避免不应有的损失。中共中央对贺龙的建议很重视,经过研究,决定在调整投资中,增列建设这个车间的追加投资700万元,并要求在1960年第二季度建成。另一封电报是给铁道部长滕代远的。贺龙说:由于现在四川炼钢用的镁砂是散装水运,因而混进了煤炭、玻璃等杂质,降低了镁砂的耐火度,使平炉、电炉、转炉都不能正常生产。“请考虑可否将四川每月所需的2600吨镁砂,改为火车直达运输,将来能包装时再改为水运,如认为可行,请通知冶金部。”

  5月底,贺龙出席了由李井泉主持、在重庆召开的四川省冶炼、煤炭、运输工业会议。他听取了大家的意见,视察了重庆钢铁公司所属的重庆第二、第三钢铁厂。在对成都、重庆等地的钢铁工业作了调查以后,6月8日贺龙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写了《关于四川修铁路专用线》的报告。报告指出:根据四川省的钢铁生产、市场安排和运输情况,有几条工程不大,但对钢铁生产和整个市场安排大有好处的专用线路,急需在第二季度内完成铺轨任务:一条是资中到威远的39公里支线。目前每天要出动汽车300辆到威远拉煤,还不能保证需要,这条支线修通后,就可保证威远煤炭的外运。另一条是岔滩到石门坎9公里的区间线,修通后松藻煤矿的焦煤可以由岔滩直运重庆。这两条支线的路基大部已经完成,批准后就可以铺轨。另外,白沙沱长江大桥竣工后,如果能提前修通渝赶(水)线和大桥环形线,可以减少在猫儿沱担负装卸工作的工人数千人。建议中央对上述问题予以考虑。7月1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贺龙的建议。

  6月16日,贺龙去西昌视察。在西昌听取了省建委负责人杨超关于西昌地区资源情况、西昌钢铁工业基地建设准备时间,以及西昌工业基地建设远景规划的初步意见的汇报。由于受“大跃进”的影响,在西昌工业基地建设远景规划中,提出了到1965年要生产钢锭320万吨、钢材200万吨的高指标。贺龙察觉了其中的问题。他以商量的口气问道:“这个指标是不是大了?大了要落空。”他又提出了一些问题,请有关人员深入思考。他问:生产320 万吨钢锭需要多少矿石,多少煤?这些矿石和煤如何拿出来?1965年机械加工能力按计算将达20万吨,这些机械加工设备放在哪里,如何运进来?用火车运需要多少车厢、火车头?这又从哪里来?贺龙指出:做规划要考虑国家和地区的承受能力。武钢有火车、轮船、木船,交通运输便利,但困难仍然很多,何况西昌?他说:“这些问题提请你们考虑,我是给你们‘泼冷水’啊。”接着,又讲了他的想法:“西昌钢厂要一个一个炉子上,一步一步建才比较稳妥。建设钢厂时,对城市如何建设,也要好好规划。这里主要是东西河的水患问题。我常常说包钢的‘三黄五地’,那里也有水患问题,大水一来,把钢架桥像抬滑杆一样硬是抬走了。因此,西昌城市规划要考虑到各个方面,既要考虑如何治理水患,还要考虑城市的下水道、市内交通(汽车、电车)、农牧副业和轻工业生产。因为大规模建设开始以后进来的人,不仅要吃饭,还要吃水果、牛奶,要日用百货。不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啃‘背脊骨’,就不能吸引人进来。要把一切都准备好,就等‘东风来’(指成昆铁路通车 )。”“在西昌钢铁厂的准备工作中,要特别注意钒、钛的分离试验工作,从小到大,反复试验,不要将来厂子建起来了,技术问题还未解决,那可是个大问题,这是准备时期的重要工作。因此,可以从外面搬研究机构来,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还可以从外面搬些厂进来。但移民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工作一定要做细,开始要小搞。”在当时情况下,这些意见无疑能使人保持清醒的头脑,实事求是地处理各项建设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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