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传第十六章在西南军区(3)

第十六章在西南军区(3)

　　“土匪一定要剿灭”

　　西南是大陆最后解放的地区。这个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虽然被消灭了，但反动残余势力还相当大。他们对蒋介石和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妄想把这块地盘作为反攻复辟的基地，因此，成都战役刚结束，土匪暴乱也就开始了，而且蔓延迅速。西南军区的部队未及休整，便立即投入了剿匪作战。贺龙把它当作当时的中心任务，亲自领导这场斗争。

　　贺龙对四川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甚为了解。他指出：四川的土匪暴乱不是偶然的。解放前，有一个时期，四川有军队30万、土匪30万、“袍哥”30万，这叫“三三制”。国民党的蓝衣社有十三太保，四川就占了两个，康泽和曾扩清。被称为袍哥的四川青红帮势力很大，情况复杂。他们渗透到城乡的各行各业、三教九流之中，领导权大多数掌握在地主恶霸手中。他们熟悉本地情况，是些地头蛇，具有极大的危险性。蒋介石在逃往台湾之前，对在大陆繁殖“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作了布置。1949年4月，国民党在成都和贵阳办了“游击干部研究班”，专门培训特务土匪的领导骨干。在成都的国民党中央军校办了5期，培训了3000多人；在贵阳培训了1700多人。他们在川西北和其他地区建立“反共救国军”、“游击挺进军”等反革命武装，还按行政区划成立了各级指挥部，原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成了总司令。“军统”也在西南地区作了布置。10月，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在重庆多次开会研究布置开展“游击战争”，成立了“游击指导委员会”。11月初，在人民解放军逼近重庆时，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主持召开了“特干紧急会议”，布置开展游击战争。12月，重庆的特务机构撤到成都以后，又成立了由徐远举领导的办事处，专门负责联络各地的“反共救国军”。胡宗南逃跑前，也搞了一个“反共救国会”，吸收地方反动势力，组织所谓“中国国民党四川省救民义军”和“别动队”，准备开展游击战争。所以，西南地区的土匪，是有历史性和政治性的，一定要下决心将其消灭，否则其他一切事情都做不好。

　　为了适应剿匪反霸、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政权、进行生产建设等任务的需要，1950年1月17日，在贺龙主持下，召开了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会议，讨论十八兵团部队地方化问题。决定建立川北、川西、西康等军区及其下属的各军分区。当天，贺龙把讨论的意见报告了中央军委及中共中央西南局。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在西南军区管辖的地区，相继成立了贵州、川东、川南、川北、川西、西康、云南等军区。^①

　　①贵州军区于1949年11月15日成立，由第五兵团兼，杨勇为司令员、苏振华为政治委员。川东军区于1950年1月1日成立，由第三兵团兼，王近山为司令员、谢富治为政治委员。川南军区于1950年2月1日成立，由第三兵团第十军兼，杜义德为司令员、李大章为政治委员，川西、川北、西康军区于1950年2月8日同时成立，川西军区司令员为张祖谅、李井泉兼政治委员：川北军区司令员为韦杰、政治委员胡耀邦；西康军区司令员刘忠、政治委员廖志高。云南军区于1950年4月1日成立，由第四兵团兼，陈赓为司令员、宋任穷为政治委员。

　　为了迅速平息匪患，保卫胜利果实，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决定，集中13个军共37个师又2个团的兵力，从1950年2月初开始，采用合围、驻剿、奔袭与穷追、搜剿相结合的战法，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匪作战。

　　2月3日，贺龙同周士第、王维舟和胡耀邦由成都去重庆，参加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期间，六十军一七八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篱带1个班外出执行任务，在成都近郊的龙潭寺和石板滩遭到了名为“川西人民反共救国军”第六兵团的1000多名土匪的袭击，朱向篱等全部被害。土匪还抢劫了1支解放军的运粮队，包围了赶去救援的1个连，围攻解放军驻石板滩的军事代表，杀害了军代表等26人。贺龙得到报告，极为愤怒，立即命令第六十军前往清剿。到2月7日，这股土匪即被消灭。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以剿匪生产”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要求西南军区和各地政权机构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制定的“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方针，严格执行“镇压和宽大相结合”，“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

　　2月11日，会议刚结束，贺龙即和王维舟、周士第、胡耀邦冒雨从重庆赶回成都去处理川西土匪暴乱事件。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达为了贺龙一行的安全，派1个加强连护送。

　　车队从重庆出发时，贺龙的吉普车一直跑在最前边。大家担心他的安全，纷纷劝说。午饭之后，他才答应走在警卫部队后边。天近黄昏，他们遇到一股土匪的突然袭击。贺龙说：“不要理他们，继续前进。”警卫连在汽车上用轻机枪向土匪还击，匪徒们慌乱地撤走了。

　　入夜时分，贺龙一行到达资阳。这里是起义部队第十五兵团罗广文部的驻地。因情况比较复杂，从安全方面考虑，有人主张不在此停留，连夜继续赶路；有人主张即使在这里住下，也不要通知罗广文，免生意外。贺龙笑着对大家说：“今天就住在这儿了。我们不但要住下，还要大摇大摆地进城。罗广文是按我们指定的位置驻扎在这儿的，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情况。人家已经起义，我们就不能轻易怀疑。”他们住下以后，贺龙会见了罗广文，对他有所鼓励。第二天，贺龙一行安全抵达成都。

　　此时，成都周围几个县都有土匪公开活动。有的甚至跑到了成都市郊，白天拦路抢劫，袭扰人民解放军，夜间用机枪朝成都城内射击，扰乱民心。市内暗藏的土匪、特务也与之相呼应，抢商店，打黑枪，造谣惑众，制造混乱。他们煽动数千人到市军管会闹事，甚至公然撕掉军管会人员的臂章，烧毁停在军管会门口的卡车。国民党特务还打算暗杀贺龙和军管会主要负责人。反动气焰嚣张到了极点。成都市内商店不敢开门，居民不敢上街，人心惶惶。贺龙气愤地说：“我不相信这几个毛贼就闹翻了天！”他立即同川西军区党委成员一起研究了一个剿匪方案，决定由第六十军先集中8个团的兵力，围剿成都市周围和岷江两岸温江、郫县、灌县等地的股匪。

　　贺龙对军管会和川西军区的领导人说：“你们都是经过南征北战的，现在不能住在城里不出去，让土匪横行霸道。我们解放军什么时候遭到袭击不还手？我们的主力部队必须全部拉出去剿匪。对土匪要坚决打击，不要手软。”

　　有的干部反映：“土匪多数穿老百姓的衣服，分不清哪些是土匪，哪些是老百姓？部队怕打错了。”

　　贺龙说：“今后凡是拿枪打解放军的，都是敌人，一律消灭。但是对经过喊话，放下武器的，就不要打他们了；对被土匪裹胁的群众，也不能打。”

　　贺龙对剿匪部队说：打蛇先打头，擒贼先擒王。进剿大股土匪时，首先要打掉他们的指挥部，把土匪搞得惊慌失措，阵脚大乱，这样我们就能掌握主动权。他同剿匪部队的指挥员一起根据掌握的情况，认真分析匪情，认为此番成都附近暴乱的中心点是灌县巨源场。他命令十八兵团副司令员王新亭坐上装甲车，率领精锐部队直捣土匪的巢穴，一下子就将其指挥部摧毁了。土匪失去指挥部，如鸟兽散。解放军乘胜扩大战果，很快打通了成都到灌县的公路。成都附近的土匪见势不妙，纷纷向远处逃窜。成都附近的匪患基本解除。

　　四川各地的剿匪斗争不断告捷，到1950年2月底，川东、川西、川南3个地区已歼匪4.5万多人。但是，尚未打更多的歼灭战，大股土匪多数未被全歼。那时，西昌还未解放，许多股匪同逃到西昌的胡宗南、贺国光取得了联系。在他们支持下，匪患仍在蔓延。贺龙等在向中共中央作的《西南军区3月份综合报告》中说，这些匪徒“为害甚巨”。“蓉雅、川湘两路线上的桥梁全被其破毁，成渝、渝筑两路之运输时遭袭劫”，“邛崃县城曾遭匪万人围攻”，“我地方干部、征粮人员和小部队因受袭而伤亡者，已在3000人以上。粮食损失1亿余斤。十八军进军（西藏）时间，则因匪势严重而推迟了1个月。”因此，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于3月15日，发布了《关于开展一元化剿匪的指示》，确定从各军区、军分区至县、区、乡、保各级都组织剿匪委员会，作为剿匪的统一领导机关，由各级党委书记任主任或副主任，军事首长为副主任或主任，并吸收党外民主人士和少数民族中上层进步人士参加，以便孤立匪特，广泛团结和组织人民群众参加剿匪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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