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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在西南军区(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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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匪一定要剿灭” 西南是大陆最后解放的地区。这个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虽然被消灭了,但反动残余势力还相当大。他们对蒋介石和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妄想把这块地盘作为反攻复辟的基地,因此,成都战役刚结束,土匪暴乱也就开始了,而且蔓延迅速。西南军区的部队未及休整,便立即投入了剿匪作战。贺龙把它当作当时的中心任务,亲自领导这场斗争。 贺龙对四川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甚为了解。他指出:四川的土匪暴乱不是偶然的。解放前,有一个时期,四川有军队30万、土匪30万、“袍哥”30万,这叫“三三制”。国民党的蓝衣社有十三太保,四川就占了两个,康泽和曾扩清。被称为袍哥的四川青红帮势力很大,情况复杂。他们渗透到城乡的各行各业、三教九流之中,领导权大多数掌握在地主恶霸手中。他们熟悉本地情况,是些地头蛇,具有极大的危险性。蒋介石在逃往台湾之前,对在大陆繁殖“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作了布置。1949年4月,国民党在成都和贵阳办了“游击干部研究班”,专门培训特务土匪的领导骨干。在成都的国民党中央军校办了5期,培训了3000多人;在贵阳培训了1700多人。他们在川西北和其他地区建立“反共救国军”、“游击挺进军”等反革命武装,还按行政区划成立了各级指挥部,原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成了总司令。“军统”也在西南地区作了布置。10月,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在重庆多次开会研究布置开展“游击战争”,成立了“游击指导委员会”。11月初,在人民解放军逼近重庆时,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主持召开了“特干紧急会议”,布置开展游击战争。12月,重庆的特务机构撤到成都以后,又成立了由徐远举领导的办事处,专门负责联络各地的“反共救国军”。胡宗南逃跑前,也搞了一个“反共救国会”,吸收地方反动势力,组织所谓“中国国民党四川省救民义军”和“别动队”,准备开展游击战争。所以,西南地区的土匪,是有历史性和政治性的,一定要下决心将其消灭,否则其他一切事情都做不好。 为了适应剿匪反霸、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政权、进行生产建设等任务的需要,1950年1月17日,在贺龙主持下,召开了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会议,讨论十八兵团部队地方化问题。决定建立川北、川西、西康等军区及其下属的各军分区。当天,贺龙把讨论的意见报告了中央军委及中共中央西南局。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在西南军区管辖的地区,相继成立了贵州、川东、川南、川北、川西、西康、云南等军区。① ①贵州军区于1949年11月15日成立,由第五兵团兼,杨勇为司令员、苏振华为政治委员。川东军区于1950年1月1日成立,由第三兵团兼,王近山为司令员、谢富治为政治委员。川南军区于1950年2月1日成立,由第三兵团第十军兼,杜义德为司令员、李大章为政治委员,川西、川北、西康军区于1950年2月8日同时成立,川西军区司令员为张祖谅、李井泉兼政治委员:川北军区司令员为韦杰、政治委员胡耀邦;西康军区司令员刘忠、政治委员廖志高。云南军区于1950年4月1日成立,由第四兵团兼,陈赓为司令员、宋任穷为政治委员。 为了迅速平息匪患,保卫胜利果实,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决定,集中13个军共37个师又2个团的兵力,从1950年2月初开始,采用合围、驻剿、奔袭与穷追、搜剿相结合的战法,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匪作战。 2月3日,贺龙同周士第、王维舟和胡耀邦由成都去重庆,参加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期间,六十军一七八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篱带1个班外出执行任务,在成都近郊的龙潭寺和石板滩遭到了名为“川西人民反共救国军”第六兵团的1000多名土匪的袭击,朱向篱等全部被害。土匪还抢劫了1支解放军的运粮队,包围了赶去救援的1个连,围攻解放军驻石板滩的军事代表,杀害了军代表等26人。贺龙得到报告,极为愤怒,立即命令第六十军前往清剿。到2月7日,这股土匪即被消灭。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以剿匪生产”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要求西南军区和各地政权机构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制定的“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方针,严格执行“镇压和宽大相结合”,“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 2月11日,会议刚结束,贺龙即和王维舟、周士第、胡耀邦冒雨从重庆赶回成都去处理川西土匪暴乱事件。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达为了贺龙一行的安全,派1个加强连护送。 车队从重庆出发时,贺龙的吉普车一直跑在最前边。大家担心他的安全,纷纷劝说。午饭之后,他才答应走在警卫部队后边。天近黄昏,他们遇到一股土匪的突然袭击。贺龙说:“不要理他们,继续前进。”警卫连在汽车上用轻机枪向土匪还击,匪徒们慌乱地撤走了。 入夜时分,贺龙一行到达资阳。这里是起义部队第十五兵团罗广文部的驻地。因情况比较复杂,从安全方面考虑,有人主张不在此停留,连夜继续赶路;有人主张即使在这里住下,也不要通知罗广文,免生意外。贺龙笑着对大家说:“今天就住在这儿了。我们不但要住下,还要大摇大摆地进城。罗广文是按我们指定的位置驻扎在这儿的,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情况。人家已经起义,我们就不能轻易怀疑。”他们住下以后,贺龙会见了罗广文,对他有所鼓励。第二天,贺龙一行安全抵达成都。 此时,成都周围几个县都有土匪公开活动。有的甚至跑到了成都市郊,白天拦路抢劫,袭扰人民解放军,夜间用机枪朝成都城内射击,扰乱民心。市内暗藏的土匪、特务也与之相呼应,抢商店,打黑枪,造谣惑众,制造混乱。他们煽动数千人到市军管会闹事,甚至公然撕掉军管会人员的臂章,烧毁停在军管会门口的卡车。国民党特务还打算暗杀贺龙和军管会主要负责人。反动气焰嚣张到了极点。成都市内商店不敢开门,居民不敢上街,人心惶惶。贺龙气愤地说:“我不相信这几个毛贼就闹翻了天!”他立即同川西军区党委成员一起研究了一个剿匪方案,决定由第六十军先集中8个团的兵力,围剿成都市周围和岷江两岸温江、郫县、灌县等地的股匪。 贺龙对军管会和川西军区的领导人说:“你们都是经过南征北战的,现在不能住在城里不出去,让土匪横行霸道。我们解放军什么时候遭到袭击不还手?我们的主力部队必须全部拉出去剿匪。对土匪要坚决打击,不要手软。” 有的干部反映:“土匪多数穿老百姓的衣服,分不清哪些是土匪,哪些是老百姓?部队怕打错了。” 贺龙说:“今后凡是拿枪打解放军的,都是敌人,一律消灭。但是对经过喊话,放下武器的,就不要打他们了;对被土匪裹胁的群众,也不能打。” 贺龙对剿匪部队说:打蛇先打头,擒贼先擒王。进剿大股土匪时,首先要打掉他们的指挥部,把土匪搞得惊慌失措,阵脚大乱,这样我们就能掌握主动权。他同剿匪部队的指挥员一起根据掌握的情况,认真分析匪情,认为此番成都附近暴乱的中心点是灌县巨源场。他命令十八兵团副司令员王新亭坐上装甲车,率领精锐部队直捣土匪的巢穴,一下子就将其指挥部摧毁了。土匪失去指挥部,如鸟兽散。解放军乘胜扩大战果,很快打通了成都到灌县的公路。成都附近的土匪见势不妙,纷纷向远处逃窜。成都附近的匪患基本解除。 四川各地的剿匪斗争不断告捷,到1950年2月底,川东、川西、川南3个地区已歼匪4.5万多人。但是,尚未打更多的歼灭战,大股土匪多数未被全歼。那时,西昌还未解放,许多股匪同逃到西昌的胡宗南、贺国光取得了联系。在他们支持下,匪患仍在蔓延。贺龙等在向中共中央作的《西南军区3月份综合报告》中说,这些匪徒“为害甚巨”。“蓉雅、川湘两路线上的桥梁全被其破毁,成渝、渝筑两路之运输时遭袭劫”,“邛崃县城曾遭匪万人围攻”,“我地方干部、征粮人员和小部队因受袭而伤亡者,已在3000人以上。粮食损失1亿余斤。十八军进军(西藏)时间,则因匪势严重而推迟了1个月。”因此,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于3月15日,发布了《关于开展一元化剿匪的指示》,确定从各军区、军分区至县、区、乡、保各级都组织剿匪委员会,作为剿匪的统一领导机关,由各级党委书记任主任或副主任,军事首长为副主任或主任,并吸收党外民主人士和少数民族中上层进步人士参加,以便孤立匪特,广泛团结和组织人民群众参加剿匪斗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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