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传第十五章为了解放战争的胜利(6)

第十五章为了解放战争的胜利(6)

　　协助彭德怀抓部队思想建设

　　1948年1月，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更名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后来又改称西北军区。贺龙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

　　在集中精力支援前线和建设各分区武装的同时，贺龙十分关注晋绥部队在西北战场的表现，他说：“我带的部队，如果别人不能指挥，那就说明我贺龙党性不强。”因此，他除了多次参与西北野战军前委会议，研究和制定西北战场的一些重大决策之外，还用了不少精力，积极协助彭德怀加强西北野战军的军政建设。

　　1947年冬，为了配合中原和西北人民解放军作战，扩大和巩固晋南解放区，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晋冀鲁豫军区八纵队和西北野战军二纵队、三纵队独三旅合力解放晋南重镇运城。西北野战军二纵队接受命令后，攻克韩城，东渡黄河，与兄弟部队协力于12月28日全歼国民党军1.3万人，解放了运城，圆满完成了作战任务。然而，他们在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上却出了偏差，特别是城市政策执行得不好。1948年1月11日，周恩来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上对此作了严厉批评。他说：“城市政策很重要，不要破坏，在韩城搞得不好，犯了纪律，连学校里的钢琴也没收了，真是乱弹琴。”他指出：“我们一方面要防止敌人捣乱，一方面要掌握政策，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打出去的胜利，开展大西北的局面。”周恩来对二纵队的批评，使贺龙深感不安。二纵队是他长期领导下的一支老部队，为什么进入城市以后，不能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和纪律呢？这说明在新的形势下，部队政治思想建设上出现了新问题，急需认真解决。1948年1月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认真执行新区政策的决议。贺龙同彭德怀商量，由他赴二纵队整顿纪律。彭德怀欣然同意。2月初，贺龙专程到达山西新绛县，在二纵队党委会上，传达周恩来讲话和西野前委决议。他对二纵队在韩城、运城违犯城市政策和群众纪律的错误，提出了严肃批评。他强调指出：你们违犯了城市政策，破坏了群众纪律，客观上就是帮助了敌人；你们违反了党的政策，就脱离了群众。没有群众，还有什么胜利可言？这不是对敌人有利吗？我们要在三五年内消灭蒋介石，争取全国胜利，不能认真严格地执行政策、遵守纪律怎么行？贺龙要求纵队党委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认真检查错误，接受教训，要把这件事当作大事好好抓一抓。他在二纵队住下来，协助王震整顿部队纪律。王震后来说：“贺司令员在宜川战役前专门到二纵队来抓遵守政策、遵守纪律，对二纵队此后的建设作用很大。”

　　1948年4月，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乘宜川大捷的声威，挥师南下，围攻洛川，解放黄陵、宜君，进逼蒲城。胡宗南急令整编第三十八师增援洛川。彭德怀决心以一部兵力围困洛川，主力向国民党军兵力空虚的西府（即泾河、渭河之间地区，古属风翔府）挺进，相机夺取宝鸡。西北野战军主力从4月17日至25日，连克长武、麟游、凤翔、扶风等12座城镇，26日攻克胡宗南后方补给基地宝鸡。胡宗南被迫放弃延安。联防军区部队于4月21日收复被国民党军侵占了1年零1个月的延安。胡宗南急令裴昌会兵团配合马步芳的第八十二师，共11个旅，分两路驰援宝鸡，企图夹击西北野战军主力。彭德怀当机立断，于4月28日撤出宝鸡，转至老解放区的马栏等地休整。

　　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主力，转战千里，攻占宝鸡，迫使敌人放弃延安，严重削弱了胡宗南集团的力量。然而，此次作战也暴露了西北野战军的部队存在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个别指挥员未能坚决执行野司的命令，在敌人优势兵力追堵中，几次给西野部队造成险势，使彭德怀大为恼火。在后方的贺龙了解到这些情况，感到自己有责任协助彭德怀迅速解决这些问题。

　　5月初，贺龙回到延安，部署工作之后，便同林伯渠前往西北野战军三纵队驻地黄龙山区的白水县。

　　三纵队主力在洛白公路追歼从延安南窜敌人的战斗中取得了不小的胜利，但是未能全部达到预期目的。贺龙来三纵队，主要是协助纵队党委总结经验教训的。他在纵队党委扩大会上，号召大家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开展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批评，揭露矛盾，总结经验。贺龙认真听取了大家的发言，作了长篇讲话。他指出：这一仗，总的来说，还是成功的，但是美中不足，有缺点，主要是干部的军事素质、政治水平不高，作风不够顽强，并且对个别旅的干部不团结问题提出了严肃批评，要求他们“虚心检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要怪张三李四，互相埋怨”。贺龙亲自参加的这次三纵队党委扩大会，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了经验教训，增进了团结，对于三纵队以后的建设起了良好的作用。

　　离开三纵队，贺龙同林伯渠赶赴洛川县的土基镇，出席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是对西府战役进行总结。这次战役，西北野战军共歼敌2.1万人，扩大和巩固了解放区，开辟了麟游新区，将战争推向了国民党统治区，为继续发展进攻创造了条件。但是，由于宜川战役后准备不够充分，在胡宗南、马步芳积极配合，以优势兵力尾追堵截的情况下，西北野战军遭到了一些损失。战后，有的干部便埋怨彭德怀的战役决心有错误。贺龙到达土基镇以后，对这种反映十分重视，也很恼火。在贺龙看来，彭德怀乘胜进攻宝鸡，破坏胡宗南的后方，削弱胡宗南的力量，迫使其放弃延安，是很有魄力的。虽然对困难想得少了一些，但其决心正确。自己必须以鲜明的态度支持彭德怀。贺龙在西野前委扩大会上讲话说：“我们原准备围洛川打援，但敌人不北进，使我们没饭吃，逼得我们非走不可，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出西南。这一行动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我军西南行动虽然增加了伤亡和减员，但也获得了敌人不少武器弹药，缴获了坦克、大炮、汽车等重装备，而且收复了延安和洛川，特别是收复延安，对全国、全世界的影响都很大。”“总之，这次战役行动，如下面能很好实现彭总的决心，会打得更好。”

　　会上彭德怀严肃批评不执行命令的旅的干部说：“擅自放弃沿扶风、岐山、凤翔公路阻击迟滞敌人西进的任务，让敌人毫无顾忌地长驱直进，使宝鸡缴获堆积如山的军用物资，不能抢运，使野战军主力陷入被动，使二纵队六旅受到侧敌侧水的严重威胁。”“虽经警告，但在陇东屯子镇向东转移令其担任向屯子镇警戒掩护任务时，又擅自撤至肖金镇以东，使新四旅受到一些不必要的损失，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对于这种情况，贺龙极其重视，在了解了各方情况之后，他在会上对此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但是，贺龙批评的矛头是针对纵队领导的。因为，在他看来，这个问题发生在旅级干部身上，根子却在纵队领导那里。他说：“这次西府战役中，四纵没有按毛主席指示去做。你们不是把两个旅的力量集中起来，而是分散使用，这是轻视敌人”。“我个人认为，应由主要领导负责”。“这次战役中，纵队领导对下面分散兵力、不执行命令是知道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除了他自己讲的阶级意识不强之外，我认为，这几年边区的和平生活环境对个别纵队领导人起了副作用，对有严重错误的干部不能及时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结果使他们犯了更大错误。”对于一纵队，彭德怀说：“一纵队在西府战役中是坚决勇敢迅速的，但在配合六纵队夹击屯子镇外围之敌时，走错了路，耽误了时间，是其缺点。”一纵队是贺龙领导下的老部队，贺龙对他们格外严格。在土基会议上，他在听了彭德怀的讲话和一纵队领导人的发言之后，仍然十分严肃地提出了批评。他说：你们在发言中说了很多原因，走错了路，我认为虽然能算理由，“但是，彭总打电话叫你们去那里筹粮，就应该坚决执行，不管你有什么理由，有多大困难，不坚决执行是不对的。彭总说了，就是命令。”最后，贺龙说：“这次战役，彭总的决心是正确的，但实现这个决心时，某些干部出了毛病，所以说这个仗总的来说是打胜了，但美中不足。”30多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彭德怀身陷囹圄，他在《自述》中把西府战役作为解放战争中他的两大错误之一来“检查”时，深有感触地说：“但当时还会得到一定的群众支持。”无疑，其中首先就有贺龙的支持。

　　土基会议之后，西北野战军在黄龙山区按照彭德怀提出的计划进行整训。为了在整训中贯彻好前委扩大会议决议，贺龙不辞辛劳，深入一、二、三纵队，一面看望这些老部下，一面同纵队和各旅干部谈心，进一步做思想工作，要他们把思想统一到西野前委扩大会精神上来，总结经验教训，加强团结，坚决服从彭德怀的领导，争取西北解放战争的全胜。

　　对于贺龙的这种良苦用心，彭德怀心里十分清楚。全国解放以后，有一次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一向很少当面称赞别人的彭德怀，竟情不自禁地对贺龙说：“你领导的晋绥部队真是好啊，能打仗，听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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