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传第十三章联防军司令员

第十三章联防军司令员(1)

　　新的使命

　　1941年开春以后，关向应患肺结核病日益严重。这年10月初，他离开晋西北去延安治疗，贺龙亲自到彩林后方医院送行。

　　贺龙与关向应从1932年在湘鄂西苏区开始一起工作，共同经历了8年的艰难岁月。在这8年的风风雨雨中，他们结成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关向应理解贺龙、支持贺龙。他曾对人说：“有人说老贺有军阀主义，其实，他联系群众，关心爱护群众，上下级关系密切，同他接触多了，就比较随便了。”“你不要看老总发脾气，他发脾气其实是爱护你。他伟大就在这一点上——关键时刻他立场坚定、果断。”贺龙尊重关向应，遇事总要问问关向应的意见。他们俩人思想合拍，配合默契。关向应病重以后，贺龙十分焦急，诸事都很关心，连关向应应该吃什么，怎么吃法，都要亲自关照一番。不久前，刚刚送去一件皮大衣给他御寒，可是，现在，病魔却使他俩分开了。这使贺龙感到痛苦，尤其是关向应一走，集军政领导工作于一身，任务繁重。不过，正如关向应所说：“老贺在最困难的时候，他总是有办法，而且每当最艰苦危难的时候，他最快乐。”

　　1942年春，正当贺龙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组织晋西北部队精简整编，解决“鱼大水小”、“头重脚轻”^①问题的时候，日军发动了对晋西北的春季“扫荡”。日军独立混成第三、第十六两个旅团集中1万余人，“扫荡”兴县和保德地区。独立混成第三旅团长森少将，率3个支队袭击保德二分区指挥机构及新军暂一师；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长若松少将率3个支队直扑兴县晋西北军区领导机关，企图一举消灭晋西北八路军指挥中枢。他们采取远程奔袭的办法，增加了“扫荡”的突然性，到达奔袭目标地区以后，即组成多路纵队作宽正面的梳篦式的反复“扫荡”，发现指挥机关和主力部队，马上集中兵力攻击。1月4日，若松少将指挥日伪军秘密出动，直奔兴县。

　　①由于日军强化治安，蚕食根据地，在1941年，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面积缩小了六分之一，人口减少了50万，使党政军民全部脱产人员占根据地人口比例从百分之四点三，上升到百分之五点六，这就是“鱼大水小”；在军队中，军区、军分区等机关人员和部队总数的比例上升到一比一点七，形成了“头重脚轻”的情况。

　　贺龙及时得到了情报。他当机立断，率军区机关迅速转移到了兴县西北的水江头。6日，若松占领兴县，扑空之后，马上跟踪而来。贺龙又转移到瓦塘以北地区。若松在水江头再次扑空，失去目标，感到奇怪，于是，下令摆开阵势，采用像梳子篦头一样的办法，以多路纵队，严密搜索。

　　怎样粉碎这次“扫荡”呢？贺龙说，鬼子正在找我们的主力，我们要避开他，让三五八旅去界河口和二十里铺一带活动，到鬼子屁股后面去放火，逼他退出去。对进入根据地的鬼子，用小部队袭击他，让他不得安宁。各分区的部队都避开正面，去打敌人的交通线和据点，把声势搞大点，那样，日军不得不走。

　　这一着很有效。三五八旅接连不断地打击若松的运输部队，逼得他掉转屁股去找三五八旅。外线部队打得更加热闹：独一旅3次截断离岚公路；决死二纵队在文水、交城地区，决死四纵队在离石、大武地区袭击据点，破坏交通，打敌运输；独二旅、暂一师跳出森少将的合围，袭占了义井。晋西北各部队在敌占区和交通线上四处出击，一共歼敌1750人。敌人顾头顾不了尾，十分被动，3月初放弃“扫荡”，撤回原据点。

　　反“扫荡”刚结束，中共中央发来指示，要贺龙、林枫速去延安。贺龙把反“扫荡”的扫尾工作交给周士第，即同林枫过了黄河。

　　延安用极大的热情欢迎了他。3月2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边区政府、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举行盛大欢迎会，欢迎一二〇师师长贺龙、刚从苏联养病回来的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和去绥德、米脂视察归来的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毛泽东、朱德都到了会。主持会议的是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他先请林彪讲话。林彪刚刚回国不好意思讲，只说：“该受欢迎的不是我，而是从前方归来的贺师长和我们的李副主席。”谢觉哉转身请贺龙讲话。谢老风趣地说：“我们的贺师长是一条龙，转战华北，日本鬼子没奈何他，能降服这条龙的只有纯阳老祖，可是，纯阳老祖又在我们这边。”谢老道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贺龙是个共产党员，他只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服从中国人民的意志，别的什么力量都奈何他不得。贺龙没想到，自己做了一点工作，竟受到延安人民如此盛情的欢迎。他十分激动，在热烈的掌声中讲话说：“我是一个普通党员，现在回家来了，是不该受这样盛大欢迎的。”接着，他简要汇报了晋西北的春季反“扫荡”情况，兴致勃勃地说：“敌人春季‘扫荡’彻底失败了，不过，敌人的战术也有改变，在我们面前并非完全无能，时常对我们实行反袭击、反伏击。我们如不注意敌人这种战术上的进步，那一定会吃亏的。我们应该注意研究敌人战术的改变。”谈到晋西北根据地几年来的建设，更其兴奋，他说：“晋西北根据地的建设时间比较短，从29年^②算起，到现在不过两年，除了打仗以外，允许我们建设的时间不过14个月。如今‘三三制’政权已经建设起来，一天天在巩固中，过去逃亡的地主，现在已经回来了。地主士绅、各党派人士都积极参加了政权工作。他们很高兴，很安心。我们的行署主任续范亭同志，便是一位国民党员、老同盟会员。副主任牛荫冠同志，是牺盟会领导者之一，他的家庭是晋西北第一家大地主。乡村政权已经过两次改选，现在第三次普选已经完毕，正着手县的选举。晋西北参议会正在筹备，预计今年7月，第一次会议可以开幕。”最后，他深情地说：“晋西北根据地能建立起来，主要是我们忠实执行了党中央的正确政策，执行了我们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晋西北紧靠陕甘宁边区，在建立新民主主义根据地中有一个近便的榜样。”这次讲话，是他真情的流露，赢得了一阵阵掌声。

　　其实，毛泽东让他到延安来，是要他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的。

　　②民国29年，即公元19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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