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凤凰(45)_秦德君

四五

　　但是审讯却加紧了。在审讯台上的“法官”都身穿蓝色制服或草绿色军装，均是高级毛料制成的。其余的人身上穿的都用布料制成。有次他们着重问我三年解放战争中的事，不断“疲劳轰炸”，诬赖我是特务、反革命，气得我几乎炸开了肺。

　　现在我知道我是被拘在秦城监狱里，这里虽没有电刑。水刑、老虎凳，但“肉刑”还是有的，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武斗亦为稀松平常的事。1969年的一天，我被推进汽车，双手铐在胸前。司机台前有个女军宣队员，给我戴上墨镜，套上大口罩，这是把我送到复兴医院三层楼一间房，丢在地板上。到第三天，来一位护士把我带到手术台上，原来是为我右腰背开刀割取肉瘤的，真谢天谢地了。然后仍然戴墨镜、口罩，铐了双手，押回秦城蓝狱。照旧提审、放风、洗澡三部曲。一次，轰隆一声木门打开了，又一声吆喝：“过来！”看守叫我从木门外层的铁门三寸宽的柳条缝里把手伸出去。他们拼命抓着我的右手，使劲往外拽，膀子快要拽断了，我就大声喊叫：“反革命打人哪！”他们才放手了。我这只右手臂和右边胸膛就成了紫黑色，半年以后才逐渐消褪，从此得了后遗症，手臂、胸膛经常疼痛，写字也不灵便。1972年，传达了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不准辱骂，不准殴打，不准虐待。”军宣队、工宣队才对我们改善了一些态度。

　　这一年开始，提审也少了，可是我却不得自由，仍在囚房里蹉跎岁月。

　　三　“波浪不能摧”

　　身在牢房，思绪总像野马一般奔驰，感到自己真是命途多舛。

　　从1919年到1949年30年动乱，颠沛流离，涉尽凶滩恶水，鬼门关几进几出，终于熬到全国解放。1949年5月，邓小平同志在一次欢迎会还谈起我当年洛阳坠马的事。陈毅同志在上海一次群众会议上也谈到我做地下工作所冒的风险，表示敬意。不想，在欢欣鼓舞庆祝新中国的胜利之际，在各路英杰齐集北京饭店筹备建立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前夕（1949年初），我被诬陷为“叛党自首”的“叛徒”，撤消政协筹委及第一届政协代表之职。

　　在十年浩劫中，我仍躲不了灾祸，在秦城监狱从1967年10月5日到1975年4月5日被囚禁了八年。八年的牢狱生活换来了一纸结论：

　　1．秦德君和“5·16”没有关系。
　　2．秦德君在上海解放前夕被蒋匪帮逮捕后没有叛变自首。
　　3．1931年在成都登反共启事的是王梅隐，不是秦德君。

　　1975年4月5日出狱那天，管狱的高大个子说：“你回去后，要是有人问起你这断了的一只腿，你就说是在大街上给公共汽车轧断了的。不准说是在监狱里断了的！”

　　瞎话，我能栽赃于大街上的任何汽车司机吗？我的腿明明就是在这儿被折断的！

　　我在这儿监狱里混时光时，后期允许看些书报了。有些诗歌、戏曲唱词都能背熟。如《竹枝词》，这是古代富有色彩的诗，在四川非常盛行，人们边舞边唱，以鼓和短笛来伴奏，真有家乡的亲切感。我主要是欣赏它的内容，有一首刘禹锡的《竹枝词》：

　　城西门前滟滪堆，
　　年年波浪不能摧。

　　再一首是：

　　瞿塘嘈嘈十二滩，
　　人言道路古来难。
　　长恨人心不如水，
　　等闲平地起波澜。

　　前一首描述了江中巨礁，赞颂意志的坚定。后一首讽刺惯会兴风作浪、制造事端的小人。刘禹锡是德宗的进士，后来被人排挤诬陷，长期贬滴，用这两首诗来讽世。

　　诗中所表现的思想深深引起我感情上的共鸣。正是那班兴风作浪者和野心家，无端将我投入秦城监狱。它们不会料到，我这个弱女子，身心可受戕害，精神却是“滟氵预堆”，狂波猛浪不能摧，保持坚定的气节，决不背离革命的道路和原则。

　　但究竟是谁对我这年老体衰，无权无势的老姬感兴趣，硬要把我投入囚牢的呢？直到“四人帮”彻底垮台后的某一天，一位经手康生一案的同志对我说：“我们在康生的笔记本中，发现了一长串‘特嫌’的名单，上面就有你的名字。”

　　原来如此！康生的魔爪伸向四面八方，惟恐天下不乱，看来我是在劫难逃，又经历了一次生死考验，这时我已是年届古稀的老人了。

　　四　“秦德君？咦，我认识。”邓小平说

　　出狱以后，我被暂时安置在永定门内东街国民党特赦人员居住的处所，小女儿秋桓一家与我同住。总共两间房，一大一小，四五口人，实在拥挤不堪。大女儿秋燕这时也已平反，时常前来看我。

　　事有凑巧，秋桓的丈夫何维凌与邓朴方在北京大学是同班同学，又是同一宿舍的上下铺，文革中同时遭难，彼此熟悉。有一次何维凌无意中告诉他，岳母是秦德君，从秦城监狱出来后，同住一起。邓朴方将此事告诉了邓小平。邓小平点点头，说：“秦德君？噢，我认识，我们是老战友，她工作有办法，肯干。”接着很关心地问道：“她现在哪里？有什么要我帮助的没有？”不久，邓朴方坐着轮椅来看望我了。小平同志日理万机，还关注我这么个老妇人，令我深深感动。邓朴方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别的没什么，只是我现在住房紧张，夏天连洗澡都困难。”

　　“不要着急。我知道木樨地22楼（供高级干部住的）正在修建，条件比较好，问题会解决的。”

　　1979年，我终于搬进22号楼的新居。房屋宽敞明亮，设施齐全，很合我的心意。不久，为了照顾我，大女儿秋燕一家搬来与我同住了。秋桓则赴美国学习工作去了。

　　眼见得儿孙辈一个个长大成人，各自有了自己的事业，我自己领着国家发的离休工资，享受着公费医疗，吃穿不愁，病了也有人照顾，如今我已93高龄了，按说我应该心满意足了，但是，在我上天去见马克思之前，仍有一桩心事未了，那便是我的党籍问题。

　　我19岁在南京，邓中夏主持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党工作，出生人死。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中，我到处找组织关系，却接不上。后与茅盾东渡日本，从此与党失去了联系。虽然历经坎坷，道路曲折，但我内心深处时时渴望回到党的怀抱。抗日战争时期，我决心带着小女儿投奔延安。在上海做地下交通员的时候，也曾向代表党组织的吴克坚提出恢复党籍的问题。他叫我别急，说“这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解放后在教育部工作时，我又向党委提出此问题。1954年，教育部参事室撤销后，我的关系转到政协，我又向政协党组提出申请。“四人帮”粉碎后，胡耀邦任组织部长，我向他重提此事，胡指示组织部与全国政协协商解决。拖到1981年，统战部副部长与我谈话，他说：“你重新入党，好吗？”我说：“不好，按道理，我是恢复党籍，茅盾都恢复党籍了嘛。”1984年，我再次提出。十几年已过，仍无结果。

　　如今我已九十有三，垂垂老矣。身体日渐衰弱，行动诸多不便，记忆力也大为减退，只有我胸膛里那颗向着党的红心，仍在砰砰跳动。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够恢复党籍。这是我惟一的，也是最后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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