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凤凰(42)_秦德君

四二

　　〖第六部　晚霞〗

　　一　飞来横祸

　　1949年8月，我和郭春涛奉召由上海来北京，参加新中国人民政协的筹备会议。我住进了北京饭店，并与从解放区来的大女儿秋燕会面了。她已是共产党员，在高等院校讲授政治理论。

　　9月，新政协筹委开会的前夕，齐燕铭在饭店的六楼大厅里，在民革、民联成员面前宣布，说是上海方面检举，说我在上海被捕后，叛变自首，破坏了党的很多地下机关，使许多党员牺牲，因此，撤销我的新政协筹委，也即第一届政协代表的职务。我那一颗热烈的为新中国诞生而跳动的心，顿时如冰块一样冷凝起来，寒彻骨髓。真是奇冤大祸呀！再看看四周的政协筹委们，他们的脸上像罩着一层霜似的，对我不再笑脸相迎，仿佛在说：“哼，叛徒！可耻！”

　　我开始受审查。我原本伤痛未愈，这时病情又迅速恶化，住进了北京医院。

　　我心中愤懑不已，总想依靠组织把事实真相弄清楚，还我清白。恰好当时统战部长李维汉因病也住进了北京医院。我请求他将我的问题调查明白。他要我先安心养病，问题以后再说。

　　1950年3月，我的病好一些，中央统战部指示我到上海，找潘汉年解决问题。潘汉年当年是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解放后是上海市副市长。我即去了上海。5月中旬，潘汉年送我上火车回北京，说是我的结论材料已送北京了。6月30日，中央统战部送来了抄转华东局统战部的一份文件，我来不及拆看，把它放在荷包里，因为我是在北京医院郭春涛的身旁，他，已处于弥留之际了。

　　郭春涛在全国解放后，先是参加新政协的筹备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秘书长、参事室主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由于他的才能和一贯的表现，备受重用。由于任务紧迫，常常深夜伏案工作。那时他已有尿血的症状，但自己却顾不得去看病。1950年的“五一”劳动节，春涛出席观礼，在天安门城楼上淋了雨而发了高烧，才住进北京医院。确诊为膀胱癌，已是晚期，回天无术了。

　　郭春涛临终的前夜，医生刚叫我回房休息，接着护士就来叫我，她说：“郭同志哭了，要我来叫你去。”我一去，郭春涛紧紧捏住我的手很沉痛地断断续续说：“不堪回首……我，悔不该当初没听你的话，没有加入共产党，我幻想做党外布尔什维克，还拖你的后腿，我对不起你……”说着放声大哭。

　　解放前夕在上海的三年艰苦岁月中，吴克坚找郭春涛几次谈话，说上面指示他启发郭春涛的觉悟，争取他入党。郭春涛从法国回国后，曾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也许由于他后来的清高吧，他回答说：“我要做党外布尔什维克，对于党的事业的贡献，不亚于党员，而且还有更胜于党员者。”上海解放前夕，斯大林来过电报，赞扬他协助苏联援助中国的工作，对于取得中国革命胜利贡献很大。郭春涛因而十分得意。

　　“现在我能说些什么呢？我只能劝慰他说：

　　“过去的事情，别提了。你的病会好的，别着急，别太耗精神。多休息，多安静，复原得更快些。”

　　这以前，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曾往医院探望，并建议送苏联医院，郭春涛婉言谢绝。

　　30日下午3点，周总理，李维汉秘书长，齐燕铭副秘书长，还有廖承志等好多人都来看望，我一一告诉郭春涛：

　　“总理来看你了，李秘书长来看你了……”

　　他舌头僵硬，说“朋友啊！……”接着溘然而逝，终年52岁。

　　周总理叫人找来摄影师，让我站在遗体旁边拍了照，并拉着我的手，沉痛地说：“他是累死的。”

　　总理走后，我想起统战部的抄件，原来是华东局统战部给我做的结论，否定了对我的诬陷。其中写道：“秦德君在上海解放前夕被蒋匪帮逮捕后，虽受刑讯，对于她所知道的中共关系、民革关系及其民主人士的关系，并未向匪特吐露，这是很好的。因此，不能得出结论说，秦德君被捕后有政治叛变行为。”

　　终于得出了公正的结论，还我本来面目！我看了结论，热泪滚滚而下。

　　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何香凝、张澜、沈钧儒、郭沫若等47人组成了郭春涛的治丧委员会。追悼会上，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都送了花圈。周总理致悼词，肯定了他为革命作出的贡献。由国务院和民革安排，葬于“万安公墓”，碑的顶端刻了红五星，碑上刻着周总理写的“郭春涛先生之墓”。

　　过了几个月，我被安置在教育部参事室工作。

　　1954年我当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一直到第七届。教育部参事室撤销后，1959年我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

　　1966年，十年动乱开始，1967年10月我再次沦为阶下囚。

　　二　秦城女囚

　　十月的黄昏是美丽的。斜阳把它金色的裙据轻轻撒开，温柔地披在窗棂上，凝绿的树影临窗摇摆，窗玻璃反射的柔和光晕攀着淡青色的墙壁闪动。最艳的是天空，一抹绚烂的云霞，把床铺、衣橱、沙发、桌椅镀上了一层玫瑰红。我疑惑，是希望的神灵姗姗降临，把温暖送到这1967年阴冷的世界我的房内了吗？我怎么没感觉到一丝温馨呢？

　　我只觉得屋里仿佛弥漫着一团团亮晃晃的光雾，无数细细的光芒刺向我的眼睛。我昏沉沉迷糊糊，疲倦不堪。几天前，我趁着北京明媚美丽的秋日，在陶然亭湖畔缅怀先烈，重访革命遗迹，可能就在那儿吹了风受了寒，得了重感冒，发高烧，头痛咳嗽，已有两昼夜咽不下睡不宁了。

　　突然“嘭嘭”一阵响，乱脚踢开了门，闯进一群气势汹汹的人，被我从床上抱起，拉拉扯扯，塞进黑色小轿车，向西狂驶，左弯右拐风驰电掣。

　　“往哪儿去呀？”我问那押解我的两个便衣。

　　“公安部。”

　　“去公安部干什么呀？”

　　“你晓得。”

　　我心想：“晓得个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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