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凤凰(5)_秦德君

五

　　恽代英由于劳瘁，他的脸色总是苍白的，而他还抽出时间帮助我学习。他利用每天清早5点起床盥洗的一点间隙教我读英文，在洗脸漱口时，听我朗读旧课，检查我是否学懂了。到他洗漱完毕，吃“鸭儿粑”的时候，边吃边教我新课。鸭儿粑是椭圆形的黄色米糕，乃川南特产小吃，因形同初生的鸭儿得名，一个铜子一个。他每天早餐都只是吃三个鸭儿粑，外加一杯开水。

　　泸县的市民、学生、中小学教员等，每逢周末，都喜欢到白塔寺“通俗教育馆”的大会场听恽代英演讲。他讲的每个问题都分析得很清楚。他一口湖北话，口齿清晰，言辞通俗易懂，态度和蔼可亲，吸引力极大。听讲的人愈来愈多，会场容纳不下，他们情愿站在会场外面隔窗倾听。那时没有扩音设备，好在恽代英嗓音宏亮，谈吐从容，即使隔窗很远的人也听得清楚。

　　每逢星期或假日，恽代英还带领教员和学生一同去郊外远足，泸县郊区是有名的花果山，桃子、李子、柑子、袖子。橙子、荔枝、桂圆等等，满山遍野，鹅黄、嫩绿、绛紫、胭红，色彩格外鲜艳。这儿还是蜂蜜的特产区哩，那醇香的味儿，闻着也够人陶醉的了。游览的路上，恽代英不放松我的英文，指着各种水果一味地问我。我们心情愉快地登上钟山顶峰，席地野餐，眺望沪州全景。每次都是尽兴而归。我们打破以往先生对学生摆架子，学生见先生就畏首畏尾的坏习惯，师生关系极其融洽，大家特别乐意与恽代英接近，感到只要和他接近，思想就会开朗，精神就会勃然奋发。

　　附属小学的女教员们，每逢周末也都去听恽代英演讲。会场座位不够，我们就挤在演讲台上，坐在恽代英背后听讲。有一次，散会后人都走光了，我们三个女教员手挽手，我夹在中间并排走回学校，中途，忽然有人从背后猛力把我的左右两个同伴推开，使劲地抱住我，不由分说在我的脸上猛吻一下，就回头飞跑。我们连忙追赶狂徒，高喊：“捉强盗啊！”眼望着这坏蛋从十字路口岗警前面跑过，一拐弯就不见了。我们气极了，只好从那稀疏暗淡的路灯（四方形玻璃盒内放着的油灯）下，默默地走回去。我的心里完全明白，这是一支破坏我们活动的冷箭。反动势力已经伸出它的魔爪对准我们了。

　　回到学校，大家看到我们乌天黑夜回来，面有惊慌神色，不知为的什么。和我们同行的胡兰畦（四川著名的进步女性，当时也是小学教员）顾虑人们在思想上对于女教员的轻侮，就撒了个谎说：“德君的金质胸章给强盗抢走了。”

　　我心里很憋气，倒在床上，翻来覆去，彻夜不曾合眼。等天刚亮，英文书也忘记了带，就跑到恽代英那里哭了一场。

　　“小学教员不干了！”我说：“我要离开这里，到革命的最前线去，我要一脚踢翻这个鬼世界，哪怕牺牲生命在所不惜。”

　　恽代英慈祥地笑了笑，露出一口整齐但不太洁白的牙齿，沉重而略带讽刺地说：“这个社会，怎么能容得下你这样的女孩子呢？在妇女剪发运动中，你做‘剪发匠’，剪掉了那么多妇女的头发，你还同男人一起宣传新思想，用旧眼光看起来，当然都是大逆不道，不守清规的了。这些豺狼，自然要对你下毒手。”

　　恽代英沉思了一会儿，接着又抬起头来说：“别着急，出路总是有的，我有办法帮助你先离开此地。”

　　什么办法呢？以前，我曾向杨森建议，保送100名青年男女赴欧美留学。于是他就向杨森说，提前拨100元给我做路费去法国。杨森同意了，我便带上这笔钱离开沪州，先到上海，再作打算。

　　恰好，上海平民女学校，极需要人参加筹备开学，工作部的事情正等着人干。我就这样做了平民学校的工作部部长。朋友们取笑我：“啊呀，黄毛丫头当部长啦。”平民女学校于1922年春开学了，我人在上海，可心在法国，但工作又确实要我留下，有什么办法呢！我只好先服从大局。

　　平民女校开创之初，阵容确实可观。陈望道、施存统。沈雁冰等是文学部教师，柯庆施、沈泽民和我在工作部工作。工作部的车间有12部织袜机器，4部织毛巾的机器，再加我原来在四川省立女子实业学校时学会的手艺，便可制造些轻工业日用品。可是开学后的劳动实践很不理想，能够经常在车间生产的人只有我和技术员阿金，我织袜子，她织毛巾。由于生产的人少，收入自然少了。这样，只能依靠文学部学生半工半读的劳动来支持学校起码的开支。

　　女作家丁玲，那时叫蒋冰之，女教育家王一知，原来叫做杨代诚，瞿秋白的第一个妻子王剑虹，都是平民女校文学部的学生。

　　李大钊、陈愚生等经常三。两两，到平民女校二楼亭子间商量事情。有一次，李大钊来得比较早一点，他叫我上楼去，又把亭子间的门关好，轻声细语地问我；

　　“你在工作室里，能注意到窗外的事，自己人来的时候，你处理得很对，万一有别的人来，你怎么办？”

　　原来，李大钊担心我年轻幼稚，当他们正在开秘密会议的时候，会把别的人也放上楼来，他便教我怎样对付陌生人。

　　上海平民女学校，因没有经济来源，到暑假以后愈加窘困，竟至无力再开学了。1923年，邓中夏担任上海大学的教务长以后，原来平民女学校的教师学生一并转到这个培养革命干部的大学里，许多学生后来成为革命的种子，遍布中国。

　　1922年7月，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陈愚生、杨贤江等在上海聚齐，到杭州西湖去召开少年中国学会年会，把我也带到西湖去了。他们不放心我单独一个人留在上海。

　　在杭州召开了少年中国学会杭州大会。开会那天，正下大雨。我们走出湖滨旅馆，乘船摆渡到了湖心亭桥边。这时水涨上来淹没了桥上的通道。怎么办？我毫不犹豫地脱了鞋袜，赤脚趟水过去。

　　“哈，还是强盗婆有办法！”有人嚷了一句，接着一阵爽朗的笑声，大家也脱了鞋，纷纷趟水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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