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传(89)

八九

　　朋友们都为沫若能去苏联而高兴。在中苏文协为欢迎苏联新任驻华大使暨庆祝苏联红军胜利举行的鸡尾酒会上，沫若竟成了大家谈话的中心，宋庆龄和邵力子一再和他干杯，预祝他顺利完成访苏使命。邀宴、欢送活动更是应接不暇，临行前一天下午，中苏文协、全国文协和全国剧协联合举行欢送会，沫若含泪答谢朋友们的盛情、厚谊和嘱托，说：“中国人民和诸位文化界人士都是主人，好比是我的君，我实是一个‘差使’而已，但愿能够‘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就好了。”

　　六月九日，沫若由费德林、安南略、戈宝权、于立群等人送往九龙坡机场，国民党人员不但莫名其妙地一一调查了送行者的姓名，而且硬要沫若去外事局补办什么出境许可证，这显然是有意纠缠和刁难。一直折腾到飞机起飞前几分钟，沫若才获准登机，匆匆与立群等人握别。他乘坐的是美国军用飞机，离开重庆后，转道印度、伊朗，途中几经勾留，二十五日才到达莫斯科，纪念大会已经开了十天，地点也转移到列宁格勒去了。这真是一件美中不足的憾事，然而无可奈何，谁叫中国的科学技术这样落后，要仰仗别国的交通工具往来，就连做客也做不到别人那样称心如意，沫若心中实在有说不出的辛辣味。好在终于赶到了目的地莫斯科，平常只能在照片和电影里看见的红场，现在是如此真切地展现在面前，克里姆林宫高耸的尖塔，塔顶上的红星在夜晚闪耀着欢乐的色彩，好象一个巨人在以胜利者的姿态迎接着宾客。沫若幸福地下榻红场附近的国家饭店。

　　第二天，沫若即由苏联外交部齐赫文斯基陪同飞往列宁格勒。号称苏联第二大城的列宁格勒，坐落在涅瓦河三角洲上。这是一座英雄城市，沫若参观市容，已看不出战痕，外表上显得异常肃静，似乎当初破坏得并不厉害。但这一切，是不知流了多少人的鲜血换来的。德寇曾围困两年，市民紧紧配合红军卫城，伤亡惨重，据说单饿死的就有十七万余人。就在这样艰难的时刻，科学家们研究出了在拉多加湖结冰期保证汽车安全运输的办法，这是苏联的先进科学技术战胜野蛮法西斯的一个宝贵实例。跑到近郊看看，普尔科夫山是当年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山上的天文台已被完全摧毁了，大小弹坑比比皆是。沫若觉得这里的山川草木和祖国的江南一带相仿佛，象这样激烈战斗的地方在江南也不少，可是至今八年了，日寇还没有被赶走，同胞们还在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因此他在钦佩苏联红军和人民的同时，痛恨国民党政府不把枪口对内改成枪口对外。

　　列宁格勒市长宴请苏联和各国两千专家和学者，地点在斯莫尔尼宫，即十月革命时列宁指挥作战的地方。在宾主云集的厅中，沫若第一次见到苏联科学院东方学院院长司徒鲁威，这是一位研究奴隶制的专家，他对沫若说：“中国的古代，以前都蒙在迷雾里面，经过你的研究，把那些迷雾扫清了；我们很高兴，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没有一个民族成为例外。”沫若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对古代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差不多全被他所通晓，这更增加了对他的敬意。承蒙司徒鲁威的邀请，沫若出席了东方学院学术讨论会，主席在开幕词中特别介绍了他。会议中间沫若作了临时发言，说自己是抱着唐僧上西天取经的精神到苏联来的，苏联学者在研究学问上所具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和缜密审慎的方法，他将要带回中国去。

　　六月二十九日返回莫斯科国家饭店，丁西林刚从国内赶到，沫若与他同住一室。次日，出席克里姆林宫夜宴。走进白色大理石的殿堂，金碧辉煌，酒肴果品极为丰盛。一会儿，斯大林（1879—1953）、莫洛托夫、布尔加宁（1875—1946）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亦入席。斯大林穿着灰色元帅服，须发都已灰白，沉着而严肃。望着这位领导苏联人民打垮了法西斯德国的英雄元帅，望着日夜向往有朝一日能谒见的中国人民的尊贵朋友，沫若感到无以名状的幸福与激动。当晚由莫洛托夫担任主席。讲话、干杯、观赏节目穿插进行，但斯大林却始终没有说过一句话。沫若觉得难能可贵，一位伟大领袖倒不在乎每次宴请宾客都要发表一通演说，诚信已孚，思想已移诸实践，不说话比说话还要伟大。最后一个节目是红军舞，演出时间最长，演员们差不多把自己的全部灵魂、全部生命都融注在那最高的欢乐里去了，充分体现了苏联红军盖世无双的英雄气概。特别令人感动的是，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一直陪坐到席散，已是子夜时分。

　　许多单位热情邀请沫若作报告。七月五日，去历史研究所讲《战时中国的历史研究》，由齐赫文斯基翻译。沫若主要谈了抗战以来的中国历史研究：通史的酝酿，古代社会的争辩，历代农民革命运动的考察，封建制长期停滞原因的探讨。听众颇感兴趣，后又应邀往对外文协作了同一报告。第二天，外文出版部邀约谈话，沫若即以《战时中国的文艺活动》为题，作了介绍。后来也应对外文协之邀，将同一报告又作了一次，并高兴地将讲话原稿留下作为纪念。此外，还去东方大学讲了《中国文学的两条路线》，实际上这是沫若想写的一部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提要。

　　沫若满心欢喜纪念大会为来宾们安排的参观活动。列宁博物馆给他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一代伟人的生平事迹具象化了，沫若不但得以亲眼目睹实物、照片和模型，更重要的是看到了列宁的手稿，听见了列宁的声音，甚至感受到了列宁的呼吸。从那件一九一八年遇刺时穿的黑色大衣，在左臂和左肩间留下的弹洞，仿佛可以瞧见他的伤口。瞻仰列宁一九二四年逝世时，在一片红旗簇拥中的遗容，更令人热泪喷涌。沫若默默地拿起纪念册，慢慢地留下了自己的肺腑之言：

　　一代的伟人，
　　无产阶级的父亲，
　　全人类新历史的开创者，
　　你的遗像永远如生。
　　人民的欢乐，将和你的
　　勋业，永远长存。

　　沫若还先后参观了莱蒙托夫和奥斯特洛夫斯基两位作家的博物馆。莱蒙托夫因为在吊唁普希金的一首诗中，痛骂反动统治阶级为“天才与自由的刽子手”，以致被流放到高加索；一年后返回彼得堡，不久又因与法国公使的儿子决斗，再次发配至原地。沙皇政府更唆使流氓借口《当代英雄》揭露了他的阴私，而要求与莱蒙托夫决斗，终于对年轻的诗人下了毒手。面对诗人的光辉业绩，沫若油然起敬；而专制魔王扼杀天才、摧残文化的罪行，又令人发指。沫若来到奥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馆，蒙馆长、奥氏夫人特殊照顾，让他坐在丈夫生前接待朋友的沙发上，听她诉述英雄战斗的一生。在人民革命风暴中诞生、成长起来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尽管双目失明，瘫痪在床，党和政府还是千方百计鼓励、支持他发出了最大的光和热。两位作家的博物馆所陈列的一切，形成了两种社会制度的鲜明对照：一是唯恐文艺家生生不息，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一是用尽各种方法，要使文艺家多活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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