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传(70)

七〇

　　十月中旬沫若重又回到沙湾。在家守丧期间，获读长兄橙坞负笈日本时所作诗文，今由大嫂装订成册，嘱为题识。沫若捧读再四，往事历历在目，不幸自北平与大哥分别，竟未能再谋一面，自己之有今日全是出于他的栽培，不意毫未报答就从此永别了。思今感昔，不知涕之何从，率成一律，恨不能重得先兄斧政：

　　连床风雨忆幽燕，踵涉重瀛廿有年。
　　粗得裁成蒙策后，愧无点滴报生前。
　　雄才拓落劳宾戏，至性情文轶述阡。
　　手把遗篇思近事，一回雒诵一潸然。

　　葬罢父亲，十二月初，沫若偕立群和汉英离别家人启程返渝，张琼华把他们送到了嘉州城。飞机起飞了，天上的人在俯看凌云山麓的苏子楼，感叹“风景尚无大殊，而余年则将届知命矣”，地上的人则在凝视飞机远逝的方向，久久不愿离去……

　　三十五

　　一九三九年冬，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部进犯边区，开始掀起抗战期间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在这种情况下，第三厅也跟着受到了更多的挤压、阻挠、刁难和破坏。蒋介石越来越感到三厅是扎在他内脏里的一根钉子，但又不好明目张胆地拔除，于是唆使贺衷寒、张厉生等人严加监督和控制。他们乘周恩来和郭沫若暂时离开重庆之际，胁迫三厅全体人员加入国民党。阳翰笙和冯乃超觉得事态严重，在赶忙写信向沫若汇报的同时，又立即派人去乐山向沫若面陈一切，请他火速返渝，

　　沫若回到重庆的时候，三厅的形势正剑拔弩张：国民党顽固派见三厅人员不肯就范，便又使出一招，他们扬言有人告发三厅偷运共产党的宣传品，因而在一天深夜，贺衷寒亲自带领了二十名喽啰来三厅搜查堆栈，连准备包装上车准备第二天运往前线的书报，也都被一一打开检查，结果却没有抓到任何把柄。沫若获悉后暴跳如雷，严词斥责，并再一次提出辞职以示抗议。鉴于三厅的社会影响和郭沫若的声望，国民党顽固派感到十分棘手，既不便于公开撤掉这个机构，也不便于公然批准厅长挂冠离职，而且连强令三厅人员加入国民党的事也只好暂时收起。

　　第三厅在顽固派的不断威胁中挣扎着，郭沫若在凛冽的寒风中呼啸着。“不入虎穴焉得子，岂得甘心羊兔驯？”^①沫若充分利用一切机会，有理、有利、有节地与国民党反动派周旋。一九四〇年一月《新华日报》创刊两周年纪念，他借题词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呼声：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连话都不让老百姓说，那是很危险的事。反之，能代表老百姓说话的，那力量也就比长江大河还要浩大。^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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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题赠影片《塞上风云》摄制组，见沈基宁：《郭老与电影》，《大众电影》1979年第6期。
　　^②见1940年1月11日《新华日报》。

　　在这动乱的年代，文人的气节至为重要。眼看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又听说过去创造社的同人张资平也堕落为汉奸，沫若觉得可耻而又不免有些可惜，这些曾经共事或共社过的朋友，如此经不起磨难，居然成了历史的罪人！他想到了流落异国他乡的郁达夫，去年还曾听人谈起他发表《毁家诗纪》，现在不知情况又是如何？三月间，在文艺界的一次集会上，沫若又与老舍（即舒舍予，1899—1966）、王昆仑、施谊、阳翰笙等人谈到郁达夫，出于对朋友的共同思念，当即联句合成一首五绝寄给他，沫若还在诗下附了几行文字：

　　莫道流离苦（老舍），天涯一客孤（沫若），
　　举杯祝远道（昆仑），万里四行书（施谊）。

　　达夫：诗上虽说你孤，其实你并不孤。今天在座的，都在思念你，全中国的青年朋友，都在思念你。你知道张资平的消息么？他竟糊涂到底了，可叹！沫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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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诗、信均见郁风：《三叔达夫》，《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达夫收到诗和信后十分感动，信中的最后一句话证实了张资平甘心附逆，引起他深深的感慨，特作《文人》一篇刊载于《星洲日报》，喟叹“文化界而出这一种人，实在是中国人千古洗不掉的羞耻事”，认为“失节事大，饿死事小”。同心同德的沫若和达夫，真不愧为“孤竹君之二子”！

　　正因为郭沫若志节坚贞，国民党顽固派对他监视就更加严密，只要有机会可以诽谤，绝不愿意放过。阳春三月，沫若与友人卫聚贤相约去生生花园找汉砖，未成，便一同摆渡去嘉陵江北岸赏风光。他们偶然在一农家的墙根处发现了许多铸有“富贵”、“昌利”字样的砖块，不一会又在一对已经开了的石椁外面也看到有这样的砖块，不由得惊喜异常：这不是正要寻觅的汉砖吗？消息传到了马衡、常任侠等考古学家耳里，他们与沫若相商，拟订了试掘善桥汉墓的计划。连日试掘的结果，得铁剑、土偶、陶盂等多件，证明确系汉时文物。又见许多“富贵”砖，一端且有“延光四年七月造作牢坚谨”等字样，足证此为汉砖无疑。沫若亲自拓墨，并作旧体诗《题富贵砖拓墨》、《题延光砖》多首。

　　“富贵为何求，尼父愿执鞭。今吾从所好，乃得汉时砖。”^①沫若与友人试掘汉墓，本是出于所好，而且最后将出土文物都函请内政部处理，不料中央社却别有用心地发了一则消息，假借古物保管委员会负责人之口，声称“此次发掘与规定手续不合”，“已由该会函请江北县政府查明保护；一面函郭沫若等暂停发掘，并查询经过详情”。照这样看来，郭沫若岂不成了盗墓者了吗？显然，有人妄图借此把他推上审判台。沫若立即在《大公报》上发表《关于发见汉墓的经过》，戳穿了他们的无耻谰言，并带有讥讽的口吻说：

　　汉墓的发现，并不始于这一次，很荣幸的是这一次

　　的发现却引起了委员会诸公的“注意”。我很希望这“注意”能够加强而且持久。嘉陵江下游两岸到处都是汉墓，以前为筑路或建屋，不知毁灭了多少。前天我曾到红崖嘴，看到金城银行所准备建设的新村。那儿正在平地基，筑道路，无心之中又发现一座被毁了的汉墓。因此，我更切实感觉着古物保管委员会的责任实在重大，而这会的阵容实在是有恢复起来的必要。仅仅保管着几条规则或规定，那是不够的。勿谓古物无补于抗战，实则乃发扬民族精神之触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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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宋丛：《郭沫若题富贵砖拓墨诗》，《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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