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传(66)

六六

　　三十三

　　一九三九年元旦，沫若前往重庆中山公园网球场，参加中国电影制片厂合唱团举行的群众音乐大会，这是他到达陪都后第一次公开露面。人的山，人的海，坡上坡下满挤着人群，沫若象和暖的春风似的开始演说了。听吧，象奔流，象悬河，象渺茫的大海，而那些听众随着是微笑，是愤怒，是奋然而起……。^①他说“今天的阳光，是象征着中国前途的光明”；他说要“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贡献两件礼物：第一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第二是建设和平幸福的新中华民国”。^②从听众的一片欢呼声中，可以知道这两件新年礼物的贵重，广大民众将不惜代价去奋力夺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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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绿川英子：《一个暴风雨时代的诗人》，1941年11月16日《新华日报》。
　　^②见1939年1月2日《国民公报》。

　　开岁发春，喜从中来，新的一年总算有了个好的开头，《救亡日报》果真于元旦在桂林复刊。这虽是一张四开小报，但它担负着宣传抗日、团结、进步的重任，力求赢得左、中、右读者的欢迎。这是很不容易的，沫若深知夏衍、林林等人所付出的艰辛，他从心底里感激他们。当该报响应义卖时，他特地寄了一首五绝去：

　　纾难家宜毁，临危命可捐。
　　苟能明大义，何用惜金钱。^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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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林林：《这是党喇叭的精神》，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为了让山城的读者能及时看到这份报纸，沫若还把他的稿费和生活费节余用来出《救亡日报》重庆航空版，直到印刷所被毁才中断。

　　当时沫若和立群住在观音岩下张家花园内。名为“陪都”的重庆，白天街市繁华，夜间歌舞终宵，俨然一片太平盛世景象，只有当高竿上挂起红球，发出空袭警报的时候，这才显露出些许战时的气氛。蒋介石自从将大本营迁到这里以后，更加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第三厅则进一步加以钳制，不但压缩编制、裁减人员，而且紧卡经费。调整后的三厅由四个科组成：第一科掌文字宣传，科长为杜国庠；第二科掌艺术宣传，科长为洪深；第三科掌对敌宣传，科长为冯乃超；第四科掌印刷、发行以及其他总务工作，科长为何公敢。象政治部的其他几个厅一样，三厅也被安置在两路口山头上的一所中学内，以两个大教室充当全体人员的办公室，这与武汉时代的昙华林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在这样一个狭窄的天地里，三厅的活动还受到种种限制，很难再象以前那样蓬蓬勃勃、轰轰烈烈。不过沫若并不灰心，他要重整旗鼓，领导三厅为开展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的宣传工作而继续努力。

　　陷于进退两难的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摆脱其困境，已于一月初进行了内阁改组，由更加法西斯化的平沼代替了近卫文啰。这到底是表示敌人的强大，还是意味着已步入穷途末路？连日来沫若忙得不亦乐乎：六日作《坚定信念与降低生活》，七日往青年记者学会重庆分会演讲，八日为新民报职工读书会作报告，十一日主持各国记者招待会，中心内容都是抨击日本内阁改组，指出这是“回光返照”，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我们持久抗战，日本帝国主义定将崩溃无遗”。在如此这般地对民众进行不懈的宣传教育的同时，沫若也很重视对敌宣传工作。三厅发出的传单、小册子和通行证等日文宣传品，有的就出自厅长本人之手。有一次沫若撰写的日文传单，由空军载送到东京上空散发，引起了敌国极大的震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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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翁植耘：《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在重庆》，1984年《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23辑。

　　眼看“一·二八”快七周年了，许多报刊的编辑都来约稿，写些什么好呢？自到重庆以来，沫若觉得自己的头脑就和这儿的天气一样，每天都笼罩在雾海中，迷迷茫茫，浑浑沌沌。他与几十个同事一起坐在教室里办公，怎么也排除不了周围的干扰，连别人的呼吸都好象在刺激自己半聋的耳鼓，更不用说其他的杂音了。他透过办公室的玻璃窗和迷濛的雾，依稀可见机场上静静停留着的一架架银灰色的飞机；他想象在山那边的绵延的前线，战火中又不知有多少伤员？我们要纪念“一·二八”，最好是当兵——对，这不是诗的题目吗，“最好是当兵”！他的思绪终于活跃起来了，赶忙拿起笔来写了几行，可是公文来了，客人来了，秘书也来通知开会了，……

　　其实沫若所担负的何止是三厅厅长的工作，诸如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及其所属电影界抗敌协会、戏剧界抗敌协会、诗歌工作者抗敌协会、美术工作者抗敌协会等）、全国慰劳总会、中苏文化协会、东方文化协会、重庆市文化界精神总动员协进会等社会团体，他都负有重任。然而不管怎样忙，他总离不开自己的笔。四月九日，他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一次年会上，大声疾呼“提高作家的冒险性，勇敢性，拿起笔杆如同战士扛着枪杆一样地上前线去”。也许言犹未尽，十一日他又作《发挥大无畏的精神》一文，号召文艺工作者努力克服怕这怕那的弱点，“要用自己的血来写，要用自己的生命来写，写出这个大时代中的划时代的民族精神”。在文化战线上，他自己就是握笔猛打猛冲的战士。看到了汪精卫连篇累牍地炮制散布失败主义论调的文章，他义愤填膺，立即挥笔如刀，给予迎头痛击，把汉奸卖国贼的花言巧语戳穿了示众，原来所谓“求和，正无异于向日本投降”。

　　四月间，汪逆竟与平沼订立协定，纵容日寇将魔爪伸向西安、南昌等地，并甘愿策动“倒蒋反共”战争。日寇随即向蒋帮施加压力，于五月三日、四日轮番轰炸重庆，致使通衢闹市成火海，千百居民血肉横飞。未等敌机飞走，三厅人员就组织了救护队和抚慰队，奋不顾身赶往重灾区，或救死扶伤，或排除交通障碍。其中美工人员则在还冒着青烟、吐着火舌的断垣残壁上刷写标语和壁画，他们写上“看！是谁炸死我们的父老、兄弟、姐妹？”“看！是谁炸毁了我们的家园？”“只有打走日本强盗，才能过太平日子！”他们画的是亲眼目睹的种种惨象：母亲被炸死在地上，婴儿还趴在她胸前找奶吃……在这一片火海、血海之中，沫若在逡巡，他但愿能闭上眼睛不要看到这一切，可是又必须把眼前的惨象看得更真切，他要牢牢记住父老兄弟姐妹们的深仇大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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