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传(64)

六四

　　沫若把它当做珍贵的纪念品，后来还细心地裱背好，一直保存在身边。

　　十月二十四日早晨，沫若奉命为即将转移的《扫荡报》赶写一篇社论。由题目《武汉永远是我们的》定下了主旨，他努力往下写，一会儿援引高级司令长官的话，说什么“我们虽不能立即打倒敌人，但我们能拖倒敌人”；一会儿又传播“最高领袖”的指示，说什么“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影响于抗战之全局”，……这哪儿是自己在写文章，分明是为别人捉刀代笔。他恨自己就象是学舌的鹦鹉，但又摆脱不了这样的境遇。

　　又要与武汉告别了。二十四日晚上，远处已隐隐约约传来闷雷般的炮声，沫若这才与愈之等人同恩来分途登上撤退的船只。鸦鹊无声的三镇淹没在如磐的夜气之中，黑沉沉的长江好象在低声哀泣。想想在这儿忙碌了八、九个月，天天高喊“保卫大武汉”，然而毕竟还是没保住，眼下必须离它而去转移阵地，自己真的能象朱德说的“去支持南天”吗？沫若暗暗地下了决心：看我再努力！

　　三十二

　　头上不断有敌机盘旋，眼前一片兵荒马乱景象。费了四天四夜，轮船才到达沙市。这里素以商业发达著称，此时却萧条得令人吃惊。难得穿军装、佩戴证章的沫若，为了路上方便，今天却戎装出现在沙市街头上。他看见一群乞丐模样的壮丁，上身一律着破旧卫生衣，下身多数没有穿裤子，在深秋的寒风中冻得索索发抖，便好心地上前盘问：“你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到这儿好久了？一天吃几顿饭？归什么人在管？”但是谁也不肯回答，一个个都报以冷眼。经多方打听，才知道他们都是从自己老家四川抽来的，由于经费饱了上司的私囊，以致害得他们至今无人收编。苦难的家乡弟兄们呵，实在应该设法营救你们，可是向谁交涉呢？国民政府的机构都腐朽透了。沫若的脑海中迭映出何应钦、陈诚、胡宗南、汤恩伯、顾祝同等人的名字，这才识破他们的一大秘密：他们的部队之所以屡战屡败，原来都是由这样的壮丁拼凑起来的。

　　沙市不是目的地，又坐了两天汽车，沫若终于赶到长沙，与三厅的大部队汇合。一直为沫若沿途安全担惊受怕的恩来和立群，现在总算放宽了心。长沙暂时成了军政要员荟萃的地方，三厅就驻扎在水风井长沙师范学校内。然而战时动乱无常，一星期之后，军政重心又移到衡山去了。十一月上旬，沫若也往衡山去了一次，为的是找陈诚商量今后三厅的人事部署，结果获悉必须缩小组织，废处减科，即三厅原来的三处九科只能保留四科。这当然十分棘手，可是又无可奈何。

　　十一月十日岳州沦陷，长沙危在旦夕。按预定计划，沫若着手布置三厅人员向桂林、衡阳撤退。立群随先遣队去桂林，公而忘私的沫若，忙得连送别的时间也没有。她舍不得他劳累过度，他也为她日益憔悴而心疼，正是：“情知是短别，分袂亦依依。耳畔频低语：归来莫太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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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汐集·在南岳避空袭寄怀立群桂林十首（十）》

　　由于人多车子少，沫若和恩来便决定让大家分两路走：一路乘火车，另一路步行，行李和办公用品则用卡车运送。在三厅仅剩下的两辆卡车中，他们特地拨出一辆，将孩子剧团全体成员送到衡阳去。至于他们自己，则又留到最后，以帮助照料一切。十二日午夜，除有一小部分行李尚未运走之外，其他都已撤离完毕。忽见街头出现三五成群的军警，他们有的提着洋油桶，有的拎着小火炉，东张西望，鬼鬼祟祟。其中有人过来催促沫若快点搬走，沫若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一个个秘而不宣。不一会，满城起火。是日寇已经攻占长沙了吗？可是天上既无敌机，地面又无炮声。沫若惊诧莫名，一面记挂着恩来、洪深及车站上的其他同志，一面赶紧乘上小车，被人海裹挟着在路上慢慢爬。只见城中烈焰升腾而起，映红了整个夜空，来不及撤退的长沙百姓，披头散发寻找亲人的，顿足捶胸的，望着大火发了呆的，扑向火丛抢救财产的，使沫若惨不忍睹；惊慌失措的呼爷唤儿，歇斯底里失望的绝叫，伴随着房倒屋塌的轰隆声，又使他的每根神经都繃得紧紧的。人流在火巷里窜着、炘着，沫若的心在火海中烤着、煎着。好不容易于第二天拂晓时分到达湘潭境内下摄司渡口，恩来也在稍晚一些时候赶到了这里，他是和叶剑英各拎一只手提箱从大火中冲出来的。两人相见都对昨夜发生的事感到忿怒和诧异，当即决定一同驱车踅回长沙探看究竟。车至城郊关帝庙前，极目远望，根本不见长沙踪影，唯有冲天的火光和翻滚的浓烟，显然火势还在漫延。恩来说：“看来，敌人是没有进长沙，否则他们一定要穷追的，不会全没有动静。”沫若点点头，他正在沉思：这大概是最高当局的“英明”决策，把好端端的一座城市当做“焦土抗战”的试验品。想当年俄国元帅库图佐夫曾以火烧莫斯科作为他战略中的重要一步，想以此阻挡拿破仑侵略军的铁蹄；今天的蒋介石显然是在盲目模仿库图佐夫，居然也寄希望于一场大火，结果使几百万长沙人民倾家荡产、流离失所。

　　国民党终究失算了，狡滑的日军元凶并没有扮演拿破仑，长沙城倒已烧成一片废墟，无辜的长沙人真把他们恨透了！谁来收拾残局呢？这项苦差使又落到郭沫若身上，他刚率领部属安抵衡阳，就接到了政治部的命令，着三厅火速派人去长沙“办理善后”。他和恩来安排洪深、田寿昌带队执行这一任务，两三天后又亲自带领一个宣传队去支援。水陆洲颦着淡淡的眉头，等待着诗人的慰藉。叹屈祠成砾，贾宅生烟，多少国宝付一炬；痛灾民失所，伤员毁身，满目疮痍剧堪怜。为了及时救济、抚慰受难同胞，鼓动大家重建家园，沫若不怕余烬炘人、危壁欲坠，与战友们一起整整突击了一星期。临走前，他和寿昌踏着岳麓山的红叶，望着湘江彼岸的焦城，想着早春时节于此相晤的情景，两人不约而同地联句抒发了共同的感喟。

　　回到衡阳，已近十一月末尾。记得月初日本首相近卫文麿（1891—1945）曾发表声明，警告中国政府“如仍冥顽不灵，固执抗日容共政策，则在该政府歼灭之前，决不停止军事行动”。蒋介石似乎心领神会，自从武汉失守以来，一直在消极观战、积极防共。这时候，他在南岳忙着召集高级将领举行政工会议，提出了“宣传重于作战，政治重于军事”的口号。沫若也去出席了，他仔细捉摸主持会议者的讲话精神，经过恩来的启发，方才悟到“抗战领袖”已经不要抗战，教你从此只需搞搞口头抗日和纸上宣传，不必真刀真枪去和敌人死拼；教你以后只要在政治上注重防共，无须再在军事上提防日军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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