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传(49)

四九

　　离别祖国快十年了，无论国还是家，都发生了怵目惊心的变化。亲爱的母亲和大哥已于一九三二、一九三六年先后病故，最使沫若痛心的是无法回国奔丧。来日本的第五年，又由沫若亲自接生，新添了一个儿子志鸿。家庭的拖累倒不算什么，最难受的是精神上的种种刺激。一九三六年发生的“二·二六事件”，原是日本法西斯军人发动的武装政变，宪兵居然也要把沫若拉去询讯。此次暴乱很快被平息，其后执政的广田内阁更加反动，积极策划对中国的进一步侵略，在经济上推行“战时体制”，在政治上则搞什么“国体明征”，并实施“社会新编制”，妄图健全法西斯体系。生活在这样一个比监狱还不如的国度，连一般有爱国情绪的中国留学生都在被加紧监视中，何况对郭沫若？他想起有人说他“海外十年”是在享清福，诚然，比起“火线十年”或“铁窗十年”的朋友，自己委实要惭愧得流泪的，不过他实在并不想再这样“福气”下去。

　　这年年底，在福建省政府供职的郁达夫，以出国购买印刷机为名顺道游历日本。当他突如其来地出现在佐藤家门前时，可把沫若和安娜乐坏了。十年不见，一旦重逢，彼此不知有多少话要相互倾诉。达夫和沫若专门约见了一次，两人畅谈了整整一天。记得一九二十年达夫在《洪水》半月刊上发表了《广州事情》，沫若站在当时的立场上曾去信批评这篇文章“倾向太坏”，后来再加上王独清的挑拨，达夫“因一时感情作用”而与创造社脱离了关系，两位亲如手足的朋友之间顿生龃龉。然而一旦推心置腹地交换了意见，便什么隔阂都消除了。眼下，他们取着偏僻的路径并肩而行，时而漫步在真间山一带，时而徘徊于江户川畔的大堤上，冬阳煦煦，江风习习，友情的话语互相温暖着心肺，这中间自然少不了谈论中日两国交锋的形势，达夫希望沫若再度归国共事，沫若何尝不想重温旧梦？

　　在达夫滞留东京期间，沫若曾先后应改造社、中国文学研究会、东京诗人俱乐部、日比谷山水楼主人之邀，出席他们为达夫举行的欢迎会。在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作东道主的晚宴上，沫若应增田涉索求留下一首七绝：

　　银河倒泻自天来，入木秋声叶半摧。
　　独对寒山转苍翠，渊深默默走惊雷。

　　在座的日本著名作家佐藤春夫、木村毅、林芙美子等人都在围观，但见字迹歪歪扭扭，似乎象作者本人一样带着醉意，然而诗中的意识完全清醒。

　　在中国文学研究会设的宴会上，酒过几巡之后，沫若突然代达夫接杯痛饮，他有些担心达夫酒醉之后会自我暴露，泄漏他俩谈话的内容。散席前，主人武田泰淳照样吩咐店里的侍女拿了些斗方来要大家题字，沫若一口气写了好几张，其中给达夫的也是一首七绝：

　　十年前事今犹昨，携手相期赴首阳。
　　此夕重逢如梦寐，那堪国破又家亡。

　　题罢，他怕自己的用意太露，便握着武田泰淳的手反复说：“我永远在日本住下去。”出门时还高呼：“大日本帝国万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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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两次赴宴的情况系据增田涉等人的回忆以及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年谱》，转引自吕元明：《郭沫若在日本》，见1983年《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7辑。

　　一个月后，达夫又回国了。这一对“孤竹君之二子”哟，“叔齐”西去，“伯夷”仍留东国。此番携手相期何处聚？但愿不久春申江畔重相会。

　　〖第九章 “又当投笔请缨时”〗

　　二十五

　　日本早已于一九三二年进入军人专政的时代，这以后内阁频频更换，日益成为军部的傀儡，他们疯狂地发动和扩大侵华战争，梦想重演“蒙古人马蹄到处无青草”的惨剧，因而正直、反战的政治家不断遭到杀害。沫若十分敬佩老政治家西园寺公望（1849—1940）和尾崎行雄，尤其感激尾崎敢于在一九三七年的内阁会议上仗义执言。这年的四、五月间，日本的一部分基督教徒特在东京日比谷设宴慰问尾崎，沫若亦应邀出席作陪。席间，他请求尾崎谈谈对中日战争的预测，得到的回答是：战争难免，日本的政治家已经对军部无可奈何，只有让他们去碰一次崖，然后才有可能觉悟。这话句句说到了沫若的心里，他相信中国这座“崖”如同铜墙铁壁，而今四万万同胞正在用自己的血肉建筑新的长城，他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参加筑城的行列。

　　眼看战争的确不可避免，沫若更加心急如焚。为了推进抗日，当他听说丰禾子迫于日方刑士的滋扰已决定回国去广西，便托她捎了一封信，请颇受桂系军阀重视的她的父亲转交白崇禧（1893—1966），以敦促蒋、桂合作一致攘外。不久，这封信顺利地送到了收信人的手中，这是“四·一二”政变前后曾一度受命逮捕郭沫若的白崇禧，所万万料想不到的一桩奇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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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凤子：《雨中千叶》，1981年8月16日《光明日报》。

　　五月下旬，沫若接连收到郁达夫于十八日同时发出的两封来信，一为航空，一为平邮，说明有急事通知。原来达夫为沫若回国的事长期奔走已见效，他在信中说：“今晨因接南京来电，嘱我致书，谓委员长有所借重，乞速归”；“此信到日，想南京必已直接对兄有所表示，万望即日整装，先行回国一走，临行之前，并乞电示，我当去沪候你”。至于南京方面怎么会召沫若回国的，达夫只约略提了一下，说“此事之与有力者，为敝东陈公洽主席，及宣传部长邵力子先生，何廉处长，钱大钧主任，他们均系为进言者”。沫若一时当然无法知道其中的奥妙，后来他才弄清楚：由于他在甲骨、金文研究上的杰出成就引起了西园寺公望的注意，这位颇有名望的日本政界元老认为，一个四十岁上下的人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太不容易了。日本报纸早就把这个消息当作新闻报道出来，国民党也乘机予以大肆宣传，而且不惜添油加酱。一九三四年上海《社会新闻》第七卷第四期就曾刊出《郭沫若受知西园寺》一文，称西园寺十分赞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及有关古文字学研究著作，特在别墅亲自设宴招待郭沫若。他们这样做，无非想证明郭沫若已投靠西园寺公望当了汉奸。看看社会上没有多大反响，不久这件事也就无人再提。时至一九三七年，国民党中的亲日派张群、何应钦等人妄图与日本相勾结，便又想起郭沫若与西园寺公望的关系可以利用，因而他们就请求蒋介石取消对郭沫若的通缉令，让他回国再作安排。事情决定后，便由福建省主席陈公洽托郁达夫转告郭沫若。

　　回国果真有了指望，沫若心花怒放。可是在动身之前，有两件事需要当局预先办好：一是取消通缉的手续，二是汇上足够的旅费。达夫原说“此事当能在十日之内办妥”，结果等了一个多月还未见音讯。弟弟、妹妹都早已风闻并来信询问，叫他如何回答是好？为了使亲人们安心，他只得在回信中说“出处进退我自有权衡，请不必为我过虑”^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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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937年6月21日致妹夫胡灼三信，见1980年《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8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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