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传(41)

四一

　　二十一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日本的思想统治更加趋向反动，经济生活也很不稳定。中国境内亦同样如此，国民党政府颁布了《宣传品审查条例》，在加紧进行反革命军事“围剿”的同时，又加紧进行反革命文化“围剿”，一九二九年二月连创造社及其出版部都被封闭。郭沫若好比夹在两块板中间的一团肉，几乎动弹不得：一方面，原先创造社承担按月接济的生活费从此断绝，另一方面，又碰到日本金价暴涨，一时简直难以应付，真是：“革命今已成功，小民无处吃饭。”^①为了顾全一家六口的生活，他不能再专门从事古代社会的研究，而必须分出精力兼搞别种文字的写作和翻译。写什么呢？直接描绘祖国火热的现实斗争生活嘛，显然不可能，那么就从追记自己往日的经历中抒发眷恋祖国人民的情怀吧。他时断时续地写下了内容相蝉联的《我的童年》、《反正前后》、《黑猫》、《初出夔门》等回忆散文，就象大渡河由于在崇山峻岭中迂迴曲折地流着必然形成自己特殊的河道，他写的只是这样的社会生出了自己这样的一个人，或者也可以说有过这样的人生在这样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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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我的童年〉后话》

　　至于翻译，对沫若说来倒是更符合他心愿的快事。从知名作家的大手笔中遴选自己心爱的作品，边欣赏边译述，乐此不疲，确有无限的情趣。美国作家辛克莱用血汗、呻吟和眼泪写成的小说《石炭王》、《屠场》和《煤油》，深深地打动了沫若，觉得自己从不曾读过这样有力量的作品，书中的主人公保罗等人的命运使他牵肠挂肚，虽然他不满意在辛克莱的作品中，追寻不出苏俄新兴作家的作品所具有的尖锐意识，不过对资本主义的罪恶，“他勇敢的暴露了，强有力的暴露了，用坦克用四十二珊的大炮全线的暴露了，这是这位作者最有光辉的一面”^①，因而他将这三部小说都介绍给了中国广大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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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写在〈煤油〉后面》，见上海光华书局1930年6月版《煤油》。

　　早年瞿秋白曾劝郭沫若翻译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沫若虽有意却一直未遂心愿，现在有时间重新考虑了，恰好上海文艺书局也托人来交涉翻译这本书的事，尽管他有难处，但主要为解决生计也就答应了。这次的译事相当艰巨，因为他不懂俄文，是从德译本转译开始的，同时参照英译本和日译本，后又改用英译本为蓝本。由于书局急于出版，他只好边译边寄，书局则边印边出。从一九三一年八月初第一分册诞生，到一九三三年三月中第三分册问世，书局出于营业困难竟戛然而止。这时全书只译到了将近一半的光景，还有部分译稿寄存在内山完造那里，当然已无须转交文艺书局，沫若被迫也只好立即停笔。

　　除文艺作品之外，这期间沫若还翻译了给过他不少教益的德国米海里斯所著《美术考古学发现史》，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歌德的《真实与诗艺》，以及英国威尔斯的《生命之科学》等著作。有意思的是，沫若当时的译著，出版时署名有时被换作了别人的名字。《政治经济学批判》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后，不久坊间即出现了另一种版本，封面上居然标着“李季译”。这位曾留学德国后来参加了托派组织的史学家李季，其本人当然事先并不知道，而是书局企图借用他的大名以逃避国民党政府的禁令，可见当时“郭沫若”这个名朋字实在是个危险的信号。有一次，一位刚从中国来到日本的友告诉沫若，国内反动当局在拿他的作品来测量青年们的思想，凡是喜欢读他的著译的，往往遭到反动当局的杀害。沫若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连声迭问：“真有这回事吗？”朋友回答得十分干脆：“当然有这样的事，而且我曾亲眼看到在长沙为了一部《橄榄》，杀掉了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至于为《新时代》、《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及其他著作被杀的，也不知有多少。”^①听完这话，热血直往头部涌，沫若觉得晕眩，几乎站立不稳……《橄榄》，滴着鲜血的头颅，一张张渴求知识的稚气的脸，一具具失去脑袋的躯体，它们在旋转，倾倒，都压在沫若身上，眼看青年的血快把他淹没了，他感到血的份量，都快窒息了，有气无力，只是在喃喃自语：“笔！我的笔！重！太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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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美蒂：《郭沫若印象记》，见黄人影编、上海乐华图书公司1932年12月版《文坛印象记》。

　　一九三〇年，沫若还完成了一部“生平最得意之作”，即长篇小说《同志爱》，后定名为《骑士》，是歌颂北伐中的一位女战士的，女主人公金佩秋的原型，就是共产党员、当时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妇女部长黄慕兰。篇幅在十万字上下。这部书多少弥补了他一桩未了的心愿：那是一九二九年，高尔基（1868—1936）有意把一九二七年前后的中国革命写成一部小说，希望有中国的同志和他协作，朋友们推荐郭沫若去，遗憾的是沫若终因种种羁绊而没有达到这个目的。自此，高尔基的那个意趣时时挑逗着沫若，多少个熟悉的面孔经常浮现在他脑海中，多么沉重的对牺牲了的同志的缅怀，不时缭绕心头，他感到自己有责任把中国那段光辉的历史形诸文字。于是他一鼓作气地写了散文《武昌城下》，同时又创作了这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骑士》。

　　在此前后，有人曾将鲁迅比作中国的高尔基，也有人将郭沫若比作中国的高尔基，沫若认为这大可不必，各国有各国的情况，难道中国的作家不跟外国的名家相比较就不足以显出自己的身价？如果一定要比，“中国的高尔基”这一称号只有鲁迅才配。对于鲁迅的伟大，郭沫若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他清楚地记得这次来日本不久，曾与创造社、太阳社围攻鲁迅的声浪相呼应，用笔名杜荃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骂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FasAcist（法西斯蒂）”。当时可谓竭尽了挖苦嘲骂之能事，觉得唯有这样才痛快，可事后却深感内疚、羞愧，甚至不愿向朋友提起他曾写过这篇文章。他知道历史上的这一笔是涂抹不了的，怎样弥补自己的罪过呢？只有借一切机会来作一些自我批评。他坦率地承认过去对鲁迅激烈的抨击是旧式“文人相轻”的封建遗习在作怪，诚恳地向鲁迅表示：

　　我们现在都同达到了一个阶段，同立在了一个立场。
　　我们的眼中不再有甚么创造社，我们的眼中不再有甚么语丝派，我们的眼中更没有甚么钉子……以往的流水账我们把它打消了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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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文艺论集续集·“眼中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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