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传(19)

一九

　　是的，“五四”高潮退后，在这“士气沦亡，公道凋丧”的年代，有志之士当然“极思有所振作”。早就感到科学救不了国，搞文学更有意义的郭沫若，从一九二一到一九二二这短短的两年，竟三次彷徨无定地在黄海上渡来渡去，为的是求实现通过个人努力以达到社会进取的愿望。他和他的伙伴们努力啊努力，创造啊创造，以心血不断浇灌着他们的园地。且看这期间沫若的劳绩吧，除为论争而写的《论文学的研究与介绍》和《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等文章之外，还创作了各种样式的文学作品：篇目最多的当然要数诗歌，记载了“自己的心泉随着‘时间的潮流’闪动过的波迹”，其中包括诗剧《广寒宫》、《月光》和《孤竹君之二子》（后来这些诗结集为《星空》）；偶尔也写小说，而且尝试借鉴西方流行的创作方法，如《残春》，就有意打破“注重事实的进行”的传统方式，着力表现人物潜在意识的一种流动，“注重在心理的描写”。在创作的同时，沫若还穿插着翻译波斯诗人奥马尔·哈亚姆和英国诗人雪莱的诗，认为“译雪莱的诗，是要使我成为雪莱，是要使雪莱成为我自己”，因而译别人的诗便如象自己在创作一样。

　　“创造”的钟声继续在“十里洋场”的上空荡漾，沫若的步履几度在灾难深重的祖国大地上徜徉，“五四”以后出现的美丽的幻景已经破灭，他无可奈何地倾饮着人生“苦味之杯”，往日赞美过的大自然如今却成了他寄托满腔抑郁和无边寂寞的所在。夜晚，他爱独自仰望常动不息的星空，自比“一只带了箭的雁鹅”偃卧在莽莽的沙场上，从那“闪闪的幽光”中寻觅“无穷的安慰”。此时此刻，身在异邦的沫若不禁又追念起故乡的明月，渴慕着峨眉的风光，他在睡梦中竟突然飞上了金顶，手摸星月，脚踩白雪，仿佛“太空中只有闪烁的星和我”。他含着几分凄凉的情趣睇视远方的流星，无限感慨地低吟道：

　　已往的中州的天才哟！
　　可是你们在空中落泪？
　　哀哭我们堕落了的子孙，
　　哀哭我们堕落了的文化，
　　哀哭我们滔滔的青年
　　莫几人能知
　　哪是参商，哪是井鬼？
　　悲哉！悲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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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星空·星空》

　　一时摆脱不了彷徨和苦闷的郭沫若，多么怕直面惨淡的人生：和儿和博儿射向邻里孩子的羡慕的眼光，安娜憔悴的面庞和又隆起的肚子，叠起来压得人喘不过气的医学讲义和参考书……唉！已届“而立”之年，青春的时光在不断地流逝，人生的希望究竟在哪里？他下意识地从桌上拿起一张纸，呵，上面画着和儿最爱画的火车、电车、火轮船……不，这不是火轮船，而是洪水时代的一叶方舟。他钦羡“原人的纯洁，原人的真诚”，他思慕“古代的英雄”，他讴歌“近代的劳工”：

　　你伟大的开拓者哟，
　　你永远是人类的夸耀！
　　你未来的开拓者哟，
　　如今是第二次的洪水时代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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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星空·洪水时代》

　　面临这“第二次的洪水时代”，沫若这只“带了箭的雁鹅”，他抚摸着身上留下的昨天的伤痕，又重新扑向他始终醉心的理想。

　　十二

　　在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断断续续读了四年半，一九二三年三月郭沫若终于毕业了。本来毕业不毕业对他说来“无可无不可”，只是要毕了业之后才能实习，要实习之后才能“独立医人”，因而不得不完成学业，并取得医学士学位。可是真的毕了业，他又不打算行医了。两年前，父母早就吩咐他的长兄橙坞，为他在重庆红十字会医院物色了医务主任的职务，前不久还寄了路费来，而他却一直不愿受聘。友人张凤举亦曾来信邀赴北京大学任职，他也谢绝了。那么，他到底要做什么呢？

　　好不容易盼到丈夫毕业的安娜，背着刚满月的第三个儿子佛生，与丈夫共同盘算着今后的去向，她当然满心希望他行医。面对她那被苦难的生活揉皱了的脸，尤其是那双充满欣喜和期望的眼睛，沫若凄然地背转身去，却仍不含糊地表白了自己的意思：“当医生有什么用？我把有钱的人医好了，只会使他们多榨取几天贫民；我把贫民的病医好了，只会使他们多受几天富儿们的榨取。叫我这样伤天害理地去弄钱，我宁可饿死！”

　　安娜并非不理解丈夫的心情，不过她想如果一家之主没有一个固定的职业，这个五口之家又靠谁来撑持呢？为此她不得不一再敦促沫若：“在目前的情况下，也不能不迁就些。”沫若不忍心马上让妻子失望，因此虽然他心中已另有谱，却推说一切待回国之后再定。

　　一九二三年四月二日，沫若偕同首次来中国因而比他更兴奋的安娜，搀着、抱着、背着三个孩子，又一次踏上了上海这块既陌生而又熟悉的祖国的土地。哪儿是一家五口的牺息之处呢？先还只得跟好友成仿吾一起蜷局在哈同路民厚南里泰东图书局编辑所。第二天，在安徽教书的郁达夫也失意地带了妻子孙荃和龙儿，挤进了这一上一下的弄堂房子里。祖国仅用这么一块狭窄的天地，来迎接、安置海外归来的赤子，但这一伙年轻人并不在乎生活条件的艰难。

　　创造社的三员大将在春申江畔安营扎寨，招兵买马，扩大阵地，爱好文学的青年纷纷慕名而来。一天，楼建南（适夷）、朱公垂和叶宗泰造访，在沫若面前显得十分拘谨，当时身分是一名店员的楼建南腼腆地说：“我们只会读，不会写，连一个文学青年的衔头也挂不上。”沫若听了哈哈大笑，他习惯地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诙谐地说：“写嘛！大胆地写！契诃夫有一句话：大狗叫，小狗也叫！写了来，我们给你们看！不叫你们光看我们的！”^①一席话消除了三个文学青年的顾虑。他们受到了这次初访的鼓舞，每人很快写出了自己的处女作，即《龙山顶上放歌》、《日出之晨》和《火之洗礼》，后来都经过沫若的手揭载于《创造》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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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适夷：《访问郭老的故乡》，《当代》198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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