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传(17)

一七

　　七月初，身负重任的郭沫若又由日本匆匆赶回上海，精心筹办《创造》季刊和“创造社丛书”。他哪里知道，中国共产党刚在此地诞生，代表们正在为拯救中华民族而大展宏图。他仍栖居于泰东图书局编辑所里，小小的一间厢房权当卧室兼工作室，而且是与一位姓王的编辑合住的。本来盛夏季节暑气的熏蒸已够难受，汗水从毛孔里滋滋地往外冒；更糟糕的是，那位编辑总喜欢旁若无人地大声朗读英文或弹奏风琴，实在叫人不得安宁。为了加紧工作，沫若常用毛巾连头带耳地裹起来，以排除干扰，不知内情的人每每以为他头痛，他只好苦笑着默默顿首称是。案头堆积的文稿齐眉高，有的是他从日本带回来的创造社同人的作品，有的是新近由友人推荐的诗文，也有一些是自己的手稿。“他修改别人的稿子，和对待自己的创作一样，非常严肃认真”，特别是润色诗稿，“他总要一面改，一面念，一再推敲，力求字句妥帖，音节和谐”。郑伯奇推荐的王独清（1898—1940）的译稿《新月集》，由于基础太差，就曾由沫若挥汗为他大改特改，几乎重译了一遍，这才列入“创造社丛书”正式发排。^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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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郑伯奇：《忆创造社》，《文艺月报》1959年6月号。

　　八月五日，沫若的诗集《女神》由泰东图书局出版，为“创造社丛书”打了头阵。接着，朱谦之的《革命哲学》和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又分别作为丛书的第二、第三种，相继于九月和十月间问世。这些图书的畅销，为泰东图书局闯出了新局面，因而增添了赵南公与创造社合作的信念和劲头。可是沫若却不想在上海久住，他感到这些日子来，就好象猴子落在沙漠里一样，烦躁得要命。他心里明白，要想在上海滩靠文笔吃饭、养家，未免太天真了，还是去日本完成未竟的学业之后再谋职比较有保障。于是便向书局推举达夫以自代。达夫于八月下旬抵达上海，九月初沫若就启碇东渡了。

　　在风雨的黎明重又回到福冈，复与妻孥相见，想起“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诗句来，沫若觉得味更亲切。不过他并没有因此完全丢下创造社的社务，在入九州帝国大学补考、复学的同时，他于课余仍继续为《创造》季刊和“创造社丛书”征文、改稿。十月初旬，他于繁忙中偶从九月二十九—三十日《时事新报》上，见到了以他和田寿昌、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郑伯奇、穆木天等人联名发表的《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这是达夫执笔草就的，其中这样写着：

　　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致艺术之新兴气运，澌灭将尽，创造社同人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

　　沫若的眼中闪着异样的光芒，他为集体孕育的“婴儿”有了确切的预产期而欢欣鼓舞，同时也新增了无限的责任心，便立即写信给达夫，表示：“我们旗鼓既张，当然要奋斗到底。”窗边，初升的旭日照入他的诗心，庭前，随秋风起舞的月桂和美人蕉，也好象在向他点头微笑，他“知道神会到了”：“要努力创造！”从今以后同人们都是“创造者”，他禁不住代大家唱出了一首《创造者》的歌，以生花的彩笔“高赞这最初的婴儿”，“高赞这开辟鸿荒的大我”。

　　经过几番周折，《创造》季刊创刊号终于在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出版了。那醒目的封面上画有怀胎十月的夏娃，在望着一艘桅高帆满的航船环绕地球漫游，她期待远征的孩子们能创造出一个崭新的宇宙。《创造》面世的讯息如同一块石子投入春申江，溅起了朵朵浪花，许多年轻的心灵跟着激动起来，一封封要求入社的信带着投邮者的希望和赤诚，从四面八方飞到哈同路民厚南里（今铜仁路慈厚南里）泰东图书局编辑所新址内。这时达夫已去日本参加过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毕业考试，正在设法进该校文学部深造。而在七月初，沫若又再度返回上海，住在民厚南里负责编辑第二期季刊。他含着泪花拆阅着读者们的来信，感受到了年轻母亲特有的一种心情，那就是亲耳听到别人对新生婴儿赞美时所产生的激动、欣喜和幸福之情。夜灯下，当他编完新的一期季刊，脑海中现出一张张热情期待的年轻人的脸庞，他好象有许多话要对这些知音们讲，便借《编辑余谈》的形式聊表心意：

　　我们这个小社，并没有固定的组织，我们没有章程，没有机关，也没有划一的主义。我们是由几个朋友随意合拢来的。我们的主义，我们的思想，并不相同，也并不必强求相同。我们所同的，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朋友们！你们如是赞同我们这种活动，那就请来，请来我们手儿携着手儿走罢！我们也不要甚么介绍，也不经甚么评议，朋友们的优秀的作品，便是朋友超飞过时空之限的黄金翅儿，你们飞来，飞来同我们一块儿翱翔罢！

　　诚然，起初他们确实没有固定的组织和章程，也没有慷慨激昂的宣言，彼此集拢来原是“本着内心的要求以图个性的发展”，绝“没有夸大他们的成果会对于祖国或人群发生怎样怎样的作用”^①。直到一九二六年底，他们才正式公布了《创造社社章》和《总社第一届执行委员名录》^②，人们方知总务委员为郭沫若，编辑委员为成仿吾、郁达夫，会计委员由成仿吾兼，监察委员为张资平和王独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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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今昔集·今天创作的道》
　　^②均见1926年12月1日《洪水周年增刊》。

　　当时泰东图书局的门市部设在四马路（即福州路），地段虽处“十里洋场”的闹市，生意却并不怎么兴隆。七、八月间的一个晚上，沫若陪同刚从日本回到上海的达夫去逛门市部，听赵南公说《创造》季刊至今只售出一千五百本，两人顿觉异常悲哀，他们长期身居海外，哪里知道这样的销路在那时节已经算不错了。憋着一肚子气，他们便去借酒浇愁，一路上连吃了三家酒店。在最后一爿酒店里，他们是坐在楼上对饮的，一轮孤月从窗口探进头来，映照着这一双难兄难弟苍白的脸，桌上酒壶林立，桌边堂倌哑然。饮罢，他们昏昏瞀瞀、凄凄寂寂地回到住所，沫若无限痛楚地说：“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结果是只有在首阳山上饿死！”达夫红着一对眼睛微微颔首。怎么办呢？他们决计请仿吾回来主持社务。

　　创造社在经受着历史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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