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传(8)

八

　　读王阳明的书，还使开贞在思想上受到了这位古代哲人的熏陶。他把王阳明的“去人欲存天理”的思想，与庄子的“恬淡无为而无不为”和泰戈尔的“梵我如一”观熔于一炉，进行玄而又玄的探讨，从而“发现了一个八面玲珑的形而上的庄严世界”。^①他时常问自己：“是肯定我一切的本能来执着这个世界呢？还是否定我一切的本能去追求那个世界？”他那颗被对国事的忧虑、客居异邦的孤寂以及失意婚姻的苦恼所齿啮的心，似乎一时得到了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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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文艺论集·王阳明礼赞》

　　郭开贞在孤寂和痛苦中对王阳明、庄子等人生发出来的顶礼膜拜，“差一步便可以跨过疯狂的门阈”，幸好在他即将迈开这一步时，爱神突如其来为他治愈了伤痛得近乎癫狂的心灵。一九一六年八月初，郭开贞往圣路加病院为一位刚去世的朋友料理后事，与佐藤富子（生于1894年10月3日）邂逅相遇。佐藤富子出身于日本仙台藩士族（旧时武士的子孙），父亲是位牧师。她的祖先早在五六百年前就和中国有来往，祖父、父亲都到过中国，家中一直珍藏着中国的古书，因此她从小就喜欢中国。她在仙台美国人开办的教会学堂尚絅女校毕业后，立志将一生献给慈善事业，不顾父母的反对，来到东京京桥区圣路加病院当看护妇，想学习产科。她是那样富有同情心，听说开贞的友人死了，顿时流了许多眼泪，并说了不少安慰他的话。他望着她娴淑的身姿，那多情的话语顷刻间化成了一股股暖流，流遍了他的全身。分手后，冈山——东京虽然相隔千里，但对这一对恋人来说，空间的距离似乎并不存在，自有飞鸿为他们编织情网，一周之中两人要通三、四封信。他为她另取了一个名字，叫安娜。^①“安娜啊，安娜！”郭开贞不止一次满怀激情地呼唤着这个最亲爱的名字，他坚信自己的心声必能穿越遥远的路途，激起她情海中不平静的涟漪。那白净净、圆端端的脸庞呵，象圣母玛利亚一样，眉宇间散发着不可思议的洁光，就好比一轮光华四射的明月，升起在他的心房。想象中的亲昵和温存，更加速他心儿的颤动。抚摸着称他为“哥哥”的来信，他一次又一次地吮吸着爱情的圣水，一遍又一遍地亲吻着芳香的字迹。他的心时而弥漫着阴霾，如咆哮的海水掀起狂澜，想整个地吞噬那迎风飘来的小舟；时而又撒满了阳光，象干涸的池鱼，在姑娘的泪泉中获得了新生。他越来越感到在今后风风雨雨的旅程中，唯有这一对丰腴的肩膀能帮他挑起人生的重担。想到这里，不知什么时候读过的，美国诗人惠特曼的《大路之歌》中的诗行，又迴响在他的心头：

　　我给你我的手，
　　我给你我的爱——它比金钱更珍贵，
　　我给你我的整个身心——在神明与法律面前。
　　你愿否给我你的整个身心？
　　你愿否与我携手同行？
　　你愿否与我终生相爱，永矢忠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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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郭和夫1986年1月7日复笔者信，其中说：“安娜名字据母亲说父亲给取的。”

　　终于在这一年的十二月，郭开贞专程去东京接安娜来冈山同居。多年来他“心中的一种无限大的缺陷”，从此得到了“补置”。^①然而也因此招来父母的指责，甚至与他一度断绝书信往来。开贞虽曾屡次想与张琼华离婚，但总怕伤了父母的心，同时又担心那不幸的女子会自杀，于是只得一面写信恳求父母饶恕，一面驰函张氏希望她能理解他的心：“我们都是旧礼制的牺牲者，我丝毫不怨望你，请你也不要怨望我罢！可怜你只能在我家中作一世的客，我也不能解救你。”直到次年安娜生了个男孩，开贞的父母这才宽恕了他。这桩婚事也没有征得佐藤家的同意，结果安娜因此受了“破门”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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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三叶集》第42页，亚东图书馆1923年9月版。

　　五

　　日本的高等学校，实为大学预科，注重于外语学习。郭开贞在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的三年期间，外语课所占比重最大。由于日本的医学是德国系统，因此学校规定第一外语为德语，第二外语为英语，此外还有拉丁文。日本人教外语注重读，当学生略通语音和语法之后，便拿很高级的文字来做读物：学德文时，主要就是读歌德的作品；学英文时，又常读泰戈尔诗歌的英译本。这种教授法，对开贞发生了一个与目的相反的影响，即把他决心抛弃的对文艺的热情重又煽动了起来。

　　开贞初到日本的那年，曾偶从同寓的一位高年级同学所读的英语课外读物中，第一次见到泰戈尔这个名字。次年，他好不容易买到了英译本《新月集》。这本充满童稚的想象和纯真的感情的诗集，一下子就把他迷住了，他尽情地感受着泰戈尔诗作的清新而恬淡的风味，觉得这与他向来所读过的英国诗不同，与中国的旧诗之崇尚格律雕琢也大相径庭。他实在爱不释手，一边读着一边居然用中文转译了若干首，《婴儿的世界》就是其中之一：

　　我愿意我能在我婴儿自身所有的世界中心得占一隅清静的地位。
　　我知道那儿有和他说话的群星，有俯就他的面庞把些柔云和虹霓来安慰他的天宇。
　　那些使人相信是不能言说，好象是不能动颤的东西，都匍匐着走来窗前说话，并捧着满盘的明媚的玩具。
　　我愿意我能走上那横过婴儿心中的道路，而能脱去一切羁绊；
　　那儿有多数使者漫无目的在无稽的国王们的王国间传递着消息；
　　那儿“理智”以其律令为风筝而飞散，而“真理”使“事实”得从其桎梏解脱。^①

　　泰戈尔把郭开贞从他所怀疑的贪婪、罪恶的世界，带到了神奇、天真的儿童的新月之国里去，一切自然现象于此都成为有生命、有人格的个体，而且其本身蕴含着赤条条的真理，犹如才生下地来的婴儿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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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文艺论集·儿童文学之管见》。

　　一九一六年泰戈尔访日，使正在此邦流行的泰戈尔热达到了炽热化的程度。就在这年的秋天，开贞在冈山图书馆里寻出了《吉檀迦利》、《园丁集》、《暗室之王》、《加皮尔百吟》等书，好象探得了生命的泉水一样，他兴奋极了。每天午后学校一下课，他便跑来坐在幽暗的阅览室里，面壁捧书默诵，感受着欣赏诗美的欢悦，时而流着激动的眼泪，时而似有一种恬静的悲调荡漾在他的身体内外，使他享受着涅槃的快乐。直到万家灯火通明，他才慢慢踱回自己的寓所去，一路上还在细细咀嚼、回味着《吉檀迦利》中的诗句：“就是这笼压弥漫的痛苦，加深而成为爱，欲，而成为人间的苦乐；就是它永远通过诗人的心灵，融化流涌而成诗歌。”在泰戈尔诗句的感召下，开贞的诗情似潮水般涌出，流向了笔端：“月儿呀！你好象把镀金的镰刀。你把这海上的松树斫倒了，哦，我也被你斫倒了！……”《死的诱惑》、《新月》、《白云》、《Uenus》、《别离》以及“牧羊歌”等，便是通过诗人的心灵而流涌出来的痛苦，爱与欲。

　　既与泰戈尔结下不解之缘，又喜欢歌德和庄子，于是本来有些泛神论倾向的郭开贞，必然与有这种倾向的印度古诗人加皮尔，以及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也产生思想共鸣。他在《三个泛神论者》一诗中，明确表示自己之所以爱庄子、斯宾诺莎和加皮尔，就是因为爱他们的泛神论。所谓泛神，便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①。他借助于泛神论扩充了自己形象思维的能力和领域，以丰富创作的幻想，把宇宙全体作为对象，把思想化为形象，这与他的浪漫主义创作主张是完全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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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文艺论集·〈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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