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半支莲(68)_钟鸿

六八

　　（七）殚心竭力

　　中央电视台给的5万元不够补拍费用，我又写报告给北京市张健民副市长诉苦衷，请他再助我挽救《曹雪芹》，以免功亏一篑。好心的张市长介绍我到经济效益好的北京市旅游局拉赞助，他将我写的报告批给了当时旅游局局长薄熙成，薄局长支持了6万元，回报是每集片尾都打上北京旅游局协作之名。

　　1991年底，请哈尔滨京剧院女主演于兰顶替雷某，凡是雷某镜头全部删去，只有最后雪地里，她跪在倒地而亡的雪芹身边的那个远影没动。1992年补拍完成，终于夺得了十二届飞天奖二等奖（头等奖空缺）和1992年的全国电视戏曲头等奖、全国少数民族题材一等奖。挖补法挽救了此剧，但色差距离和原来演员补演的镜头也较原来老了些，因而影响了获飞天奖头等奖，终归是个遗憾。但总算是做到了挽狂澜于既倒，挖补后的《曹雪芹》重新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全国各台也可以继续播放了，一些省市电视台还作为保留节目经常播出。

　　香港卫视台也于1993年6月、1994年9月播放两次，他们用的还是雷某版。全世界许多地方也出了雷某版的录象带，我二儿子建一在1994年于温哥华寄给我温哥华的华文报纸上登有中国“应时华远发展有限公司”发行《曹雪芹》盒带的广告，他也借来盒带看了，就是我们拍摄的那一个，一模一样。我打听并找到了中央电视台私自卖带的始作俑者，他推责任于别人，并对我说：“你也别追究了，打官司你是打不起的。”这是实话，只好吃哑巴亏。近年又发现国内贵州音响出版社出版广州冲击波音响公司发行的《曹雪芹》VCD片，是谁卖的也打听出来了，但打官司也难，只好认为盗版行为是扩大了对这个电视剧的宣传，从这个角度来安慰自己，也就不去多考虑了。

　　面对市场经济我无能为力，我落后了，也许只知道一心搞业务，不善于与市场经济结合是我们这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弱点。前几年在一次新闻播发中忽然听见原中央电视台某台长说：“我们的电视剧已打入国际市场，比如《曹雪芹》……”。主演言兴朋，也持此片在美国获得了某种艺术奖。这一切说明我们作者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创作和拍摄出的《曹雪芹》的成果终于流传全世界，受到好评，为祖国争取了荣誉。虽然我们得不到应有的各种版税、报酬和荣誉，这是知识产权无法律保护的必然结果，但我们无怨无悔，心满意足，因为我们终于向全世界传播了伟大曹雪芹的形象，同时也抒发了自己被压抑了几十年的情感。

　　三、扪心终不悔

　　就我这样一个弱女子，一个普通的作者，单枪匹马独闯电视界，历经三年，艰难曲折地主持拍摄成功大型京剧电视剧《曹雪芹》，能不得心脏病吗？一千个夜晚均是以酒酿梦，以达到“长醉后方何碍，不醒时有什思？”　每天醒来，依然做不到“糟淹两个功名字，醅淹千古兴亡事，曲埋万丈虹霓志。”　只因为不追回那被剥夺了的二十年，不甘心啊！随即我草诗一首抒发胸臆。

　　为塑《曹雪芹》，爬格到五更。精雕又细镂，落笔寄优伶。兴朋飞鸿至，殷殷谢笔耕：“难得好剧本，愿为付辛勤。”闻之神奕奕，朱颜满生春。上下疾奔走，为求拍摄金。辗转京沪道，选景又选人。热面对冷眼，难挫执著心。为感精诚至，金石为之劈。历冬又经暑，三载心如一。机房亲监制，细节共释疑。一九九一至，阳春一月五。京沪双领导，审片不歇午。从早看到晚，兴趣愈益足。当即双拍板，满座笑颜逐。开言郑台长，电戏有前途。小沙和小魏，水果满桌铺。

　　上海徐部长、衷心来表扬：“作者实辛苦，前后操持忙。此剧品味高，歌剧谱新章。”北京马部长，鸣谢上海方。京沪两合作，硕果呈芬芳。专家声声赞，吾心喜欲狂。三秋没白费，终得宿愿偿。欣喜进舞场，快步起翱翔。

　　铁龙载余返，送带中央台。四月十一日，三频播出来。友人纷纷贺，京剧新体裁。编导共举杯，个个喜开怀。提名飞天奖，即将登金榜。忽闻指令下，此片禁传播。只因女主演，不辞别祖国。上百主创者，相视又奈何。精品被禁锢，作者泪婆娑。掸镜观颜色，惊问谁家妪。秋波何处觅？双眸蒙泥尘！红颜渐憔悴，皱褶竟崎岖。长哭有何用？收泪抚创痍。怡春到苦夏，苦夏到金秋。时光寸寸转，思绪日日愁。挚火不熄灭，补拍意不休。重将精神抖，再把资金筹。

　　踏破铁鞋志，浓浓艺术情。感天又动地，友朋解囊倾。纷纷冬雪至，补拍重开机。换个女主演，曹剧又传奇。中央台重放，终于列金榜。曹剧传海外，卫视黄金时。美国南海购，加报广告登。重睹菱花镜，灰发难转青。华年不复再，秀容何处觅，扪心终不悔，珠玑映胸辉。

　　【第十六章　失母之痛】

　　“母亲的光辉好比灿烂的旭日，永远地、永远地照亮我的心……”

　　这是我儿时爱唱的歌曲。

　　生活中的苦涩，竟然也随‘再生’的欢乐而来，1983年我失去了最亲爱的母亲。

　　我跪在母亲的遗体前痛哭。

　　我哭！哭我失去了一生中最爱我的人，难忘随母亲逃难的奔波中，她对我们姐妹的细心呵护、辛苦操劳。

　　我哭！哭我成人后没有给母亲带来幸福，反而给她带来许多苦恼和惊吓。

　　我哭！母亲临去世时，我不在她的身边。

　　1983年4月25日母亲病逝，享年74周岁。

　　母亲的去世使我和我的儿子建一无限悲痛。建一在母亲遗体前哭歪了脸。后来，每提起外婆时，他总是哽咽地说：“现在我能挣钱了，可外婆却不在了。”

　　1978年继父去世，国家拟收回周总理照顾继父居住的北小街四十六号独院，给母亲和小妹另行分配住房。

　　可恶的“文革”已逝，为了让母亲过一个安静的晚年，我隔三岔五地从天坛东门住所，骑自行车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房管部门，希望他们能早日为母亲安排新的住房。经过几个月的奔走，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将天坛南门的一套三间的单元租给了母亲。真是谢天谢地，母亲终于有了自己的住房，可以不再受任何骚扰了。为了照顾母亲，让儿子建一与母亲继续同住，我也换房到天坛南门，挨着母亲的住房。在天坛南门，母亲渡过了比较安静的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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