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半支莲(66)_钟鸿

六六

　　周汝昌写文道：“近年来我看到几个写雪芹的剧本，参互衡量，以此《文星泪》为最佳成绩。此剧有异于他本只反映雪芹生平一个片断，而是概括了他的生平的全部。第二，能把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艺术创作，结合《红楼梦》作者与作品的多方面复杂关系，又加上艺术构思的‘传奇性想象’的补充。第三，对主题的认识较高，理解较深，超出一般流俗见解。第四，富有戏剧情节。第五文字水平较高，不同于粗制滥造。”

　　翁偶虹评道：“写名著电视剧难，写名人电视剧亦难，以京剧形式写名人传记电视剧尤难。京剧是综合艺术，包括了唱、念、做、表和舞蹈，用这种有规律有制约的形式写名人传记电视剧，必须运用高超的艺术手段。名人大名垂宇，会使读者各有自己的想象。有真知灼见的作者，捉住一个具有较大影响的艺术形象，从而结构为剧”“京剧电视剧《文星泪》实现了千万观众的愿望，生动地刻画了曹雪芹家世的兴衰，由初写《风月宝鉴》到改写《金陵十二钗》，再改为《石头记》（红楼梦），揭露了封建制度下的豪门望族，寄托了平生的坎坷哀怨，著书黄叶村到一代文星陨落！洋溢着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

　　所有这些诚挚贴切的评价，促成了我为之继续奋斗的决心。

　　中央、北京、上海领导在筹款中的支持，更是助我完成拍摄的关键。

　　（三）好事多磨

　　拍摄经费这一关过了，哪知好事多磨，真是过了“火焰山”又遇“荆棘岭”。

　　按上海领导的要求我终于筹款够80万元了，可有关单位迟迟不做开拍准备，某制片主任，一个劲儿地催我快把我先筹集到的拍摄经费提前汇过去，而且说给我提成。这时我长了个心眼：如果钱到了她手中，她再拖延不开拍，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了。于是我说：“只要咱们签好拍摄合同并确定开机时间，钱款就转过去。”“提成”二字是诱惑不了我的，我只要电视剧早日上马。

　　半年过去了，曹剧开机无日，主演言兴朋先急了，和我商量换上海电视台摄制如何？我当然没意见。可是上海宣传部支持剧组的20万元早被那位制片主任要走。经过上海宣传部的同意，我去问她要回拍摄曹剧的经费，可她老大地不愿意，最后只同意退出17万余元。《曹》剧的拍摄还没有启动，可这位制片就将导演、美工、制片等人数月的薪水都算了进去。我不同意，再找宣传部，该部老冯同志说：“时间一拖长，就会扣得更多了。赶快把十七万转过来吧！”幸亏决定转移到上海电视台，否则损失费就不止两万多元了，拍摄也会拖没了，有人跟我说过：“用京剧界的恼瓜子拍电视剧，可不灵啊。”果然如此。

　　（四）八选导演

　　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电视界，必须找人带路。开始是我熟悉的中央电视台的莫宣导演和我所在的北京京剧院的徐玉川导演。她们同我一起到上海京剧院借言兴朋和请顾问。言兴朋带我们拜见了居住上海的著名戏剧家杨村彬，他编创的电影《清宫外史》曾红极一时。杨老师仔细地、反复地看了当时的一些电视戏曲片，认为我们这部《曹雪芹》参照黄梅戏《西厢记》的手法为宜，与顾问马少波为本戏表演风格提出的“去形留韵”的原则正相吻合。也就是以电视为载体，结合戏曲的韵味，不是将戏曲的一招一式直截了当地搬过来。我们这长达十集的戏曲剧本，具有丰富的情节和多场面，提供了以电视剧为载体的基础。莫宣导演一向是拍舞台戏曲片，不习惯这种以电视剧为载体的手法，因此只好另请电视界的导演。

　　没想到的是电视界的导演不仅在报酬、待遇上胃口比戏曲界导演高得多，而且男导演多是风流小生。有次请了位得奖导演，一来就要找个女场记，女场记来后第三天的下午，我去招待所看他们的工作准备情况。推开导演的门，一下楞住了：导演躺在床上，女场记坐在他身边，我忙把迈进去的那只脚抽了回来。后来听司机小张说：她（指女场记）曾问他，为了学技术，是否要有所牺牲？对此导演的作风我很讨厌，我并非老古董，但这位导演精力不在研究剧本上，工作进展很慢还提出要将自己的妻子、儿子都带到剧组来。我一狠心不客气地对他说：“我们剧组经费紧张，恐怕满足不了您的要求。”立即和他结帐、请他走人，如此也解放了我介绍的女场记，她也不必为了跨入电视界牺牲自己的肉体和灵魂。最后，在主演言兴朋的协助下，请了上海电影界的岑范导演担任总导演。岑范与电影界名导演崔巍合作导演过电影京剧《林冲夜奔》，他对电视、京剧都是内行。他六十开外，高个，白皙，温文尔雅，单身汉。他与其他男导演迥然不同的是：他只要男场记，而且身边总带着从家乡找来的男管家，他为什么那样洁身自好，不近女色？他曾拿出他在香港的恋人——名演员夏梦的照片给我们看。北京解放了，他要回来，可她不愿离开她在香港的影坛。离别日久，思念愈深，他用艺术填充了他的寂寞，他为《曹雪芹》精雕细刻，他是我选中的第八个导演，他是电视界的一块白玉。

　　（五）“你居然敢闯大上海”

　　大上海的确是五光十色，过去被称为十里洋场，我持一颗赤子之心，听从卓琳同志的安排来依靠上海为中国最伟大的作家树碑立传，得到了上海市委宣传部和上海电视台、上海京剧院的支持，但在具体操作中，却碰得鼻青脸肿。

　　上海人素有“亲兄弟明算账”之风俗，这当然无可非议，只要讲好了条件，一般来说办事是认真的。让我难堪的是有次遇到了包围和恐吓。我们剧组的制片主任对我说主演演员言兴朋所属团的某领导叫我去一趟。原来是逼我再交借用言兴朋的钱。在那个办公室里，除了言兴朋所属单位某领导人外，还有作曲的，乐队的共四、五人，该领导人说：“剧快拍完了，你还欠我们两万演员借调费呢！”我说：“我已给了你们三万元，现在经费都交制片主任了。”他说：“制片主任说他那里没有钱了。我只能问你要！”我说：“其实言兴朋只是在你们排戏和演出的空挡里挤点时间为我们拍摄《曹雪芹》电视剧的，三万元实在不算少了。”他闻之，竟然猛地一跃跳坐书桌，瞪圆眼睛对我说：“你今天不给就不行！”，其余的四、五人也围拢过来。我说：“怎么着？你们摆开阵势还准备打人吗？”该人说：“你居然敢闯‘大上海’胆子真大！”“哼！”我冷笑一声说：“‘大上海’有什么了不起？”我从小随母亲逃难闯南走北，又经历了20年在地狱中挣扎的生活，现在正义得以伸张，为了正义的事业我有什么可怕的。在这尴尬之时制片主任出现了，他说：“经费确实没有了，钟老师如果还有钱，也不会不住宾馆而住在招待所里。”他打了个圆场，那位吓唬我的人，看我软硬不吃，也只好跳下桌子说：“那今天先谈到这里，等我和院领导汇报了再说。”我板着脸走出了京剧院，可是那几位演员和作曲的和却跟着我出来，对我说：“钟老师，咱们一块吃中饭去吧！”我说：“好！”在饭桌上，他们纷纷说：“我们的报酬总得给吧！”我爽快地说：“放心吧！不会少你们的。”直到现在我还难忘那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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