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半支莲(53)_钟鸿

五三

　　半年后，已经是1969年了，建一的右脚跟粉碎性骨折经中医治疗逐步长好。按西医的说法该锯上钢钉才结实，但听别人说那样脚腕就不灵活了，还是按中医方法好。剧团里一位武工演员鲍春来为我介绍了一个姓刘的按摩大夫，每天来家给建一按摩、并让我天天用中草药熬水为建一熏脚。为了大夫来往方便，我们从和平里搬到长安街上永安东里的简易楼房。

　　进单元门就是卧室，卧室无另门，直通厨房、厕所，洋灰地已经变成坑坑凹凹，我就住在这所破旧的小房子里，边上班边为儿子治脚。这时我已经出了牛棚，剧团里开始排演“样板戏”了，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每天要到班上去“早请示、晚汇报”，还被派去为样本戏做些杂话。我用仅有的87元工资为儿子治病并维持二人的生活，剧团的另一位编辑时佩璞来看我，他说：“哎呀！你们就天天吃胡萝卜，太清苦了吧？”但我没有这个感觉，只要能和儿子天天一起，看着他能慢慢走路了，我已经很满足了。时佩璞有时给我们送来一些鱼肉，感激他的关心。但作为妈妈的我，不懂得如何调理孩子的饮食，他正在发育期间多么需要营养。三十年后，建一因脑癌逝世，我回想往事时，总觉得过去苦了建一。

　　那次建一跳楼受伤，我也不懂得去为孩子检查头部是否被打伤，是否产生“脑震荡”了？后来每思及此，后悔莫及。

　　毛主席啊！“文化大革命”怎么将这些生在红旗下一直热爱你的孩子诬蔑为“狗崽子”？4岁的建一在托儿所礼堂里，用他那稚嫩甜美的嗓子唱道：“和平鸽真能干，会爬树。爬树做什么？捉虫子吃。和平鸽你又飞到哪里去了？飞到天安门去见毛主席，飞到家里，妈妈给了一个大苹果，带给天安门毛主席吃。”为什么一个如此热爱你，如此梦想得到你的红宝书的孩子竟遭遇了如此残酷的命运呢？

　　八、何罪之有？

　　文革期间，我的表弟姚监复，正在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工作，表弟也掺遭诬陷，被斗得死去活来，打瞎了一只眼睛。我的姨妈姨父则落个家破人亡。姨夫被轰回安徽农村，在批斗中自杀。姨母则被她住处的街道办事处叫来的红卫兵活活打死。姨父是起义的国民党中级军官，姨妈是退休的小学教师。

　　我的小表妹姚蜀平在1986年写的那篇《儿女祭》真实地记录了姨妈惨死的状况。

　　她写道：“1966年8月的北京，安定门外地兴居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院家属宿舍里，在那腥风血雨中，在毁灭性的抄家之后，在用带钉子的厚木板毒打以后，在残忍地被砍断喉咙之后，我的66岁高龄的母亲穿着一身被打烂的旧衣服，光着一双青紫的脚。一生在贫儿教养院、小学、妇联托儿所作教员的母亲，活活地在一个晚上被打死在年轻的中学生——红卫兵手下。被扔到安定门内第六医院的停尸房。”

　　“星期一……正在批斗大会的会场，忽然广播里叫我的名字，通知我马上回家。我预感到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故，我急匆匆地奔上了农机院宿舍北楼二楼，一个身穿旧的黄军装，左臂戴着红卫兵袖章的中学生，坐在我家门口的小凳子上，他看上去只有十三四岁，验明我的身份以后，他准许我进入自己的家门，还说：‘你们挑吧！还有什么要拿的，可以拿走。’我进屋一看，没有一样站立的家具，没有一样完好的东西，没有一张没有撕裂的纸片古画和照片，没有一件没有打碎的瓷器，母亲珍藏几十年的翡翠结婚戒指、存折……则统统地被抄走了。”

　　“突然进来一个似乎是重要人物的红卫兵，这是个女的，也只有十几岁，长得十分清秀。我迷惘了，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把如此清秀的面容同如此凌乱、凄惨的15平方米的地面联系起来。这位可能是这场悲剧的前台指挥的女红卫兵正式向我们五兄妹宣布：‘贺定华（母亲名）死了，现在在第六医院，由你们去处理后事。姚剑鸣（我们父亲）在后楼，尽快要他滚回老家农村去。’我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被证实了，泪水一下涌满眼眶，我强忍住，不让一滴泪流出来。

　　哥哥胸前挂着一个‘反革命分子姚监复’大黑纸牌，旁边还有两个押送他的农机院红卫兵监督，他还没有失去冷静，眼睛盯着那个女红卫兵问道：‘我母亲贺定华是怎么死的？’这个最简单的问题似乎难住了那年轻而清秀的女孩，她轻声地理不直气不壮又装着满不在乎地说：‘高血压。’母亲一生从来没有高血压，但谁敢开口呢？到了这个地步，勇气、尊严、真理、正义、事实，一切的一切，都不复存在。哥哥多年后一直在后悔，当时没有请这位清秀的姑娘把她的话‘高血压’和她的名字写下来，作为去派出所报销户口的凭证，那么今天可送巴金建议的终将建立的‘文革博物馆’保存。”

　　“当晚我们把父亲从后楼扶回满目疮痍、空荡、杂乱、悲凉的房间里，拨开地上的玻璃碎片，把唯一砸不烂的棕床板放在水泥地面上，用酒精分开血迹斑斑的粘连在父亲背上的血衣，用嫂嫂悄悄买来的红药水搽抹他背上深达一厘米的伤痕，似乎麻木的他不喊痛，而是反复不断地追问：‘你姆妈怎么样？’我们只好骗又不是骗他的告诉他：‘在第六医院……谁也不忍心告诉他真情。静夜里亲耳听到他清清楚楚地对我不断地诉说的一句话：‘我们做再多的好事也不行啊！’这句话多少年来在我耳中震荡，因为它是那样哀怨，那样催人泪下。也许他想到的是1932年白色恐怖的国民党首都南京冒着生命危险，让共产党的市委书记在家里‘打麻将’，在黑夜里雇马车穿宪兵司令部的军装将市委书记的夫人，被通缉的市委干部章蕴送到下关轮船安全地逃出虎口；也许他想过把在黄埔军校时有周恩来的讲话稿藏在农村小阁楼里，解放后交给党组织……

　　也许他想过潜入敌营20年的廖运周同志，廖率领110师起义前，他曾协助廖工作……他做了一些好事，但是‘文化大革命’不承认，红卫兵小将不承认……”

　　“次日，哥哥继续被勒令‘监督检查’，大姐准备送父亲去武汉，只有作为小妹妹的我一个人，去医院处理母亲的后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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