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阁网 > 名人传记 > 风雨半支莲 | 上页 下页 |
四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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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幻灭】 希望和失望是一对孪生姐妹 希望愈大失望也就愈大 一、失望中的日子 虽然我那么努力劳动,养猪、养鸡都是呱呱叫的,成了猪医生、鸡医生。一个季度就交市委机关一万来个鸡蛋……可第一次摘帽却没有我。我沮丧,我不甘心,我继续奋起。 当然我所能改造的也就是这种知识分子的‘手不能提,肩不能挑’。至于思想么?似乎不可能根本改变,本来就是热爱党热爱祖国的。我心胸坦荡,因为我光明磊落。只要有条件我照样逛大街,还花了25元买了个樟木箱子,现在我女儿将它改造为电视柜,以增加她小客厅的古色。当时我还买了一床高级俄式毛毯,50元,至今仍属家中的高档物品。劳动休假在家,我一个人一天之中可以连续看四场电影。那些“左派”他们幸灾乐祸地希望看到我一天到晚愁眉苦脸,见人低头。可我偏要自己寻开心,我问心无愧。1973年我已摘帽了,被借调到北京曲艺团协助创作时,当时曲艺团一位年轻的女领导,还是知识分子出身,就对我说过:“你怎么和别的右派不一样?”她所指的不一样,就是觉得我对她不那么必恭必敬。我借到曲艺团不久协助演员关学增写成歌颂劳模王国福的小唱段,并作为教材选用了。这位女领导从此就不再让我写作,而是派到工厂、农村劳动。一年后我就回京剧院了,再没见过那张骄横的脸。 1960年我继续为摘帽不遗余力劳动。 有天,我正挑两桶泔水去山上猪圈,途中遇见刚摘帽子的头人李某,他激将地对我说:“你能挑起这一挑吗?”指着他身边满满的一挑杂物。我也是年轻好胜,回曰:“能!”一努劲儿,我还真挑起来了;但听见自己的骨节一声轻响,啊!腰扭了,我什么也没说,独个儿忍痛一瘸一瘸地将泔水挑回猪圈。第二天,我右腿抬不起来了,只好请假进城回家看病。医院诊断:闪了腰引发“坐骨神经痛”,不能劳动。这下子,摘帽又要后移。 我在家经过两个月的治疗,返山沟劳动。 1960年冬,领导将我和市委的另几位右派:白祖诚、叶向忠、张万昆、王志诚调出一担石沟市委劳改基地,到北京西郊农场的白家疃果树队劳动。我们仍然戴着沉重的铁帽子,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修剪果枝、施肥、收果……。 劳动之余,队长让我兼管幼儿园和女工的一些事,挂了个生活副队长之名。因此惹上一些烦恼。 有次队里赶大车的一位青年工人不小心,被自己的车辕子捅了肚子,痛得动不了,他妻子找我让我赶快想法送她丈夫去医院。可我们近处没有汽车,我向果树队支部书记汇报了情况,请他想办法,他说:“别理他,他是个调皮鬼,故意的。”但他妻子一再地让我赶快救人,我也怕真的耽误,又去求支书,他不理。我说:“请你将自行车借给我,我去公路上拦辆汽车吧。”在我执拗地要求下,他将他自行车的钥匙扔在地上,我立即捡了起来,一阵屈辱涌上心头。但顾不得那么多了,飞快地跨上自行车到公路上拦了一辆运货卡车,求司机救救急病工人。这位司机心地善良,送受伤的车把式到人民医院急诊。医生检查后立即给他开了刀,医生说再晚来半小时,人就完了,肠内的粪流出来已经污染了内脏。好险啊!支书,你为什么那么狠心?那么鄙视地把救命的钥匙扔在地上,让我躬腰而拾,你不是市劳动模范吗?我执行职责,难道就是同情‘坏人’,是一丘之貉吗?何况车把式不是坏人,只是个平常爱提意见的年轻人啊!你怎么就那么没有同情心?是“阶级斗争”扭曲了你的人性? 在那时,阶级斗争论害了多少人啊!它不仅戕杀了许多人生存的权利,也戕杀了许多人的人性。与我同住一个女工宿舍的一位青年女工,将瓜果皮乱扔在室内地上,我说请她注意点,她就回了我一句:“大白菜不要屎来浇。”,她还以为自己说出这种侮辱人格的语言是表现出她的立场坚定、是与反革命右派划清界限的崇高革命情意,她是共青团员,是支书培育的入党的对象。当然不能怪罪他们,他们是中了极左路线的毒害。 二、饥饿 1958年我在北京东郊豆各庄劳动改造时,就体验了大跃进、公社化、食堂化的浮夸风。 所谓‘公共食堂’一曰:“干不干,都吃饭;干不干,都吃一样的饭”,二曰:“工多不喜,工少不急,两餐稀饭,你吃我吃”当时被树为典型的河北徐水县是‘共产主义试点’,但他们的‘食堂化’实际是靠县财政拨款,县里生产成绩也是虚报的,实际没有财力,商业资金也不能周转,供给制几个月就夭折了。大炼钢铁的结果是把从各家各户没收来的铁锅铜器都变成了废渣。农田也因失去劳动力而草掩禾苗。此时已有一些面对现实敢说真话的人在担忧了。彭德怀的一位老乡湖南平江的一个老红军就给彭德怀寄诗一首: 谷撒地,禾叶枯, 青壮炼铁去, 收禾童与姑。 来年日子怎么过, 请为人民鼓咙胡?(咙、喉咙,胡、疑问词。引自中共党史出版社《文革前十年的中国》101页) 彭德怀也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很担忧,他在1959年7月参加的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想为人民呼吁了。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四千字的意见信,详细地论述了三面红旗的‘正确和成绩’又指出其缺点和失误,并提出解决办法。其中说大炼钢铁有失有得:“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倾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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