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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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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解放前夕,党小组长吴瑞章对我说;“解放北平,党有两手准备:一边和谈,一边做应战准备。若战争,则需要将应保护的单位所在方位画出地图来,以便重点保护。你和毛承志负责白纸坊一带。如果打起战来,共产党员就要挺身而出保卫这些单位,这时可能遇到流弹,有牺牲的可能,你能做到吗?”那时我还不知道印钞票的工厂就在白纸坊。但觉得党能交给我们这种直接关系到解放北平的任务,真感到无限的光荣,立即向小组长表态;“坚决完成任务,为共产主义奋斗直至牺牲!”这时脑海中出现了凤凰火中涅槃的景象,因此毫无死亡的恐惧,只有辉煌的幻觉。现在看来当时是多么单纯,多么勇敢,多么热爱人民的解放事业。但当我向审查小组汇报这些时,只落得鄙夷的冷笑和斥责:“小资产阶级!”委屈得我眼泪直往下掉,接着听到的是‘借风者’的撕裂人心的辱骂和污蔑:“别装蒜了,你们现在的问题是反革命嫌疑问题!”天啦!我识、他识,竟是如此天渊之别,只好沉默。 在孤独的反思中,又回到了过去的岁月。 1948年深冬,我穿着灰底蓝黄格棉袍,裹着红头巾,毛承志身着黑呢大衣,我们迎着朔风黄沙在宣武区白纸坊、南菜园一带逐街逐巷地寻找应该保卫的单位,凡是学校、工厂、机关的位置全部画下来。那时看到一条偏僻小街上,半条街上铺晒着人粪干,也许那是卖到农村做肥料的。还见到一些工厂的门卫多是缩着脖子,双手插在袖筒里,步枪竖抱在怀里,两只脚原地小跑。近黄昏时,三、五老鸦绕着光秃秃的树枝“呱呱”的叫,增添了旧城临将灭亡前的萧条。我心中却是一片繁华似锦:我想着即将解放的北平,将是个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处处是阳光,处处是歌声,没有粪干、枯枝,黑鸦也一定变成了绿树、黄莺……。 我们在北平最贫穷的南城转了两天后回到学校,正好是寒假,教室内空空荡荡,可容我们仔细地画一些企业、单位的位置图。毛承志本来善画,记心好,又认真,画出的地图清晰明了,小组长表扬了我们。 回忆到这里,我不得不顽固地思索,我亲自和毛承志做的这些事情绝对不能和国民党特务联系起来,红的就是红的,怎么能说成黑的?怎么能指鹿为马呢?这是什么逻辑?是《泥土》变味了?还是有人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希望别人是反革命?或者说扩大了当时党提出的战果,自然也就表现了自己的能力?随之而来的是权利的增加?地位的提高?有的人也许清醒,但谁也不敢多说一句话,就是自己的丈夫不也是人云亦云吗?我这哪里像反省,简直是在对抗。既然如此,也只好继续接受停职反省了。 半年就这样过去了,失去工作的日子,度日如年,愁云笼罩。 1955年日记:“8月3日:下午,在宣传部门口碰见陈灿(北师大中文系同班同学,文革中被整为走资派后得肝癌死去。),她说她已风闻我的问题,她态度很冷淡,我同她一起走出市委大门,想和她边走边聊聊,可她推上自行车,一迈腿上去了,她说:“我先走了!”虽然我也骑上车,怎好追她?一阵寒流穿过我的心房,我的喉头梗塞了,好久,心不能平静。想起在学校里,我们同班,她是福建人,可能很不适应北方气候,经常流清鼻涕,头发也是乱蓬蓬的,班里很少有人接近她,可我觉得她太孤单了,和她接近,她也就离不开我了,于是我们常是形影不离。我入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后,也曾动员她参加民联,可当时她说:“如果共产党员都像老曾那样,我不入。”我说:“怎么可能都像老曾一样。”虽然我一再做她思想工作,她还是不入。她来师大前当过教员,老曾是我们班上的一位男生,也曾是教员,他二人互相较量。老曾为人锋芒毕露,到师大后很快参加了学生运动,对陈灿有些藐视,陈灿估计老曾是中共地下党员,从而影响了陈灿对党员的看法。北平解放后,我出校参加工作,陈灿则继续上学。解放后,她何时入的党,我不清楚,已听说她是师大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号称“拼命三郎”。解放后我们一直没再见过面,好不容易见了面,她却对我如此冷淡,在学校时情同姐妹,今却何如路人?被党被同志不信任,连老同学也不理我了,好痛苦啊! 何时才能解除这痛苦?看样子不是短期的,必须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否则将被痛苦淹没。做一个共产党员要禁得住被冤屈的考验,不能因此对党不满。因为我们活着是为了广大善良的人民,为了美丽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永恒的真理,在真理面前要永远坚定。总有一天,人们会了解我的。人们,我爱你们,你们不了解我,我是痛苦的;你们了解我,我永生幸福。我要帮助你们了解,我相信你们一定会了解:虽然我有缺点,但我是你们的同志。 “8月15日:思想终日紧张,不断地回忆问题。老想,又想不出什么问题,想得发悃了。看看国家的‘五年计划’思想才活泼起来了。” “9月14日:从8月16日至9月底,一个半月内,我逐字逐句学习完‘五年计划’温习完中国革命史笔记,读了政治经济学课本,重读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的《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及我国古典小说《儒林外史》。今年还有三个月,应学学文学史,再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看《三国演义》。每天背读古诗一首,三百天背熟唐诗三百首,不是好事吗?坚持就可以学到知识,开始吧! 看来,打发反省难熬的日子就是强迫自己学习。至于查汝强呢?对我不闻不问。 “9月25日:一年容易又秋风,这年的金秋在我眼中,不是天高气爽,而是无边无际的没有一丝游云的板着面孔、寒气阵阵袭人。 “查汝强对我不那么亲切了,爱情迷人的光芒已经消失。难道让我去哀求他回心转意?难道让我用温情去唤醒他?无论在学校、在机关,无论是婚前婚后,从来都是有许多优秀的男青年向我投来爱慕的眼光,我百里挑一地挑选了他,但让我向他低下高傲的头颅,我的心不答应!” 我和查汝强相处的五、六年里,没有吵过嘴,甚至彼此都没有大声嚷嚷地说过话,其实在我们生活中没有什么根本矛盾。我对查汝强还是很有感情的,也觉得他是爱我的,更主要的是我爱我的小家,我怕家庭的破裂伤害了两个可爱的小宝宝,想维持好这个家庭。可查汝强已经在政治波浪冲击我不久感情已经动摇,开始倾向那位在向他表示爱慕的女友了。” 1955年12月27日我又记下了这种变化: 张着一双期待的眼,等待你的回答。 “你究竟还爱不爱我?” 无数次了,你只是冷冷地看着我。 远了,远了。 那装满爱的欢乐的小船, 远了,远了。 12月30日,除夕之夜,我独守空房,总希望查汝强回来。楼道地板一响,就以为是查汝强回来了。然而脚步声一次一次从门口消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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