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去的诗人-徐志摩传(11)

一一

　　§1.（十一）

　　一星期后，志摩成了剑桥大学皇家学院特别旁听生。

　　每天早晨，方巾黑袍，腋下夹着厚厚的书籍穿过教堂前的大草坪；这时，好像约好似的，二十名白衣红领带的少年唱诗班从教堂里鱼贯而出，他就停住步，看着这群十岁出头的娃娃们，直到背影消失在树丛后面，然后再进教室。

　　剑桥的家庭式的学院气氛，皇家学院的自由化革命化的传统，“皇家人”的那种聪敏、诚恳、坦率，反成习、重友谊、倡理想，没有宗教偏见、没有种族歧视、憧憬博爱大同的特质，都使志摩倾心悦服，深为仰慕。两年多他那被不自知地压抑着的灵性爆发了出来，他以惊人的理解力和记忆力咀嚼、吞咽、消化、吸收着英国文学，尤其是诗歌。从乔臾到叶芝、爱略特，佳句名篇，背诵如流；那优美的流动的音韵旋律渗透入血肉，回荡在心头。同时，他注意搜集和认真研读中国发表、出版的白话新诗，他惊异地发觉情愫、意象和意境在丢弃了平平仄仄、五言七言的格式后的那种恣肆自如的表现力。一股股强劲的感情潮水在孕育，在涌动，期待着一个时刻，迸发出唇齿。

　　他热爱生活。除了学习，他还忙于散步、划船、骑自行车、抽烟、闲谈、吃“五点钟茶”牛油烤饼、看闲书。

　　他最感兴越的是骑自行车和划船。

　　在剑桥，几乎人人拥有一辆自行车；车把前边横挂一只锃亮的镀镍篮子，里面放着书和讲义夹，轻逸方便，推起来就走，说停就停，大道小径都可骑行；串门访友，墙边树旁一靠，也不用上锁。——志摩是在杭州念书时学会蹬车的，技艺颇精。到剑桥后置了一辆轻便车，踏着旋转的轮子在校园里闯来闯去，云在头上飘，风在身后吹，逍遥自在，宛若唐宋士人匹马单舟游荡江湖。

　　划船，更是他自幼在家乡时就喜爱的了，在蓝水绿波上飘流而前，令人心旷神治。他参加了剑桥大学划船队，与牛津大学划船队作过一次比赛。竞舟在伦教泰晤士河上举行，这是轰动全国的体育大事。大群观众挤在两岸高声欢呼，挥手顿足；他们身穿深蓝或浅蓝色衣服，以示偏袒那一学校：因为牛津船员一律容深蓝衣裤，而剑桥学生则着浅蓝色。志摩身穿一套浅蓝色运动服，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在人声和河水的浪潮里，和碧眼黄发的同学们齐心合力拼命划动桨辑；林宗孟、林徽音父女在岸边挥舞花束为他高呼鼓劲。比赛虽然输了，但是徽音把扎着一根紫红领带的花束奉献给他，对他的奋进精神表示敬意，这使志摩比上台领奖还要快活十倍。

　　志摩以极大的热情和兴趣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应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科学与诗》的作者瑞恰慈《I．A．Richards）之邀，他参加了新学会（The Heretic's Club）——一个积极传播各种新思想的学术团体，每周举办演讲会或辩论会，发表一些与社会传统思想相抵触有冲突的“异端邪说”。瑞恰慈、欧格敦（C．K．Ogden）、吴雅谷（James Wlld）三人于一九二一年合著出版《美学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Aesthetics》）一书时，特请志摩在卷首用中文题字，以光篇幅；志摩用林宗孟送给他的“戴月轩”贡品长锋羊毫水楷笔，神态腾飞般地写下了“中庸”二字。就这两个字，他又在一次演讲会上作了精辟的阐释。他说，“中庸”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它不是世俗所理解的“调和”、含糊的意思，它真正的价值在于恰到好处的那一点，也许就是西方的辩证法吧。

　　海德公园也是一个对志摩有着特殊吸引力的地方。那儿东一堆、西一堆地聚满了人，人堆的中心有各种性质的宣传演说。天主教与无神论、保守党与工党、无政府主义者与保皇派、自由恋爱论者与救世军、赞成内阁某政策的与反对这政策的、激进的、保守的、科学的、荒诞的，种种完全相左的见解可以在同一场地上对同一批听众进行宣传。志摩的思想倾向于工党。储说：“到了英国，我对劳工的同情益发分明了。在报纸上看到劳工就好比看《三国演义》时看到诸葛亮、赵云，看《水浒》时看到李逵、鲁智深，总是‘帮’的。

　　那时有机会接近的也是工党一边的人物。贵族、资本家，这类字眼一提着就够挖苦！劳工，多响亮，多神圣的名词！”他常常从海德公园东北隅叫做“石门”的入口进去，站在工党魁首麦克唐纳脚下的木箱边听演说，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志摩的血液最容易被激情的鼓动之辞搞得发热。一天，他兴致勃勃地跟着赖斯基夫人，一大早就去选区为工党竞选拉票，挨家挨户地敲开二百多家的大门，受到了不少的白眼。有一个火红头发的女人，用手指着他对邻居说，“你看，怪不得人家说麦克唐纳是卖国城！这不是他雇来了日本鬼替他张罗吆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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