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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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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毕,评梅把杯中酒,喝了一口,然后洒在墓前,低声说道:“君宇,喝吧!你永世不灭的英灵!今天是你的节日,我满满地敬你一杯!你可知道,世间有个姑娘的心,永远是属于你!” 然后,她朝那剑形的墓碑,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这使人柔肠寸断的深挚的爱,这催人泪下的墓畔哀歌,感动了评悔身后的庐隐和那些青年男女,他们抑制不住地哭泣起来。 哭泣声惊扰了淡妆素裹的少女,她慢慢转过身,看见庐隐和十来个年轻的朋友们,她深深地给他们鞠了一躬,低声说:“谢谢,谢谢你们!我代表君宇谢谢你们!” 那些青年当中,有一个是绿波社的焦菊隐,他与评梅交往很深,常在一起饮酒谈心。他平时见到的评梅,天真活泼,姐姐般的温存。想不到她有这么深的悲伤,都隐藏在心底里。 “梅姐,”他感动得流出了泪,“真是苦了你!” 评梅看着他,叹口气:“哦,我不该让你们看到我的悲泣,在你们的心里投下一个阴影。不过菊弟,有君宇伟大的爱包围着我,其实我并不苦。只是,你有病,我原说不让你来的,你为什么又来呢?” 焦菊隐说:“不,我的病算不了什么,给宇哥坟头植树,我怎么能不来呢?” 庐隐,男子汉般的性格没有变,艰难的生活,痛苦的精神折磨,不幸的遭遇;没有把这位女作家压弯腰。她依旧是快人快语,雷厉风行。她指挥那些青年朋友,挖坑的挖坑,担水的担水,植树的植树。 这工夫,庐隐陪评梅到慈悲庵陶然亭里转了转。评梅见到四年前君宇邀她和长辛店几位工人领袖见面的屋子,不免又生了许多感慨。 待她们从陶然亭出来的时候,焦菊隐他们那些年轻人,已经在君宇墓地的四周植上了几十株松树,眼下正围着墓碑低着头默哀。 突然,评梅发现焦菊隐一阵咳嗽,不觉心头一惊,她真怕!因为君宇先就是咳嗽颊红,等到颊上红云退去之日,便是他化成僵尸之时。她赶忙走过去,用一种埋怨的口气说:“菊弟,我再四地跟你说,你病须快治,少年时留下危险的种子是很不幸的。你自己身体本来不很健康,不要糟蹋身体,家庭和社会希望于你的很多。菊弟,你保重了健全的身体,才能有了你心愿的一切!” 焦菊隐颔首称是,表示一定按照梅姐的话去做。庐隐告诉他们,说她还要和评梅多待会儿,让他们先走了。 待朋友们一走,庐隐便坐到高君宇墓前放声大哭起来。 庐隐在短时间里遭到人间最不幸的死别:丈夫死了,母亲死了。哥哥死了!她的心境一点不比评梅好多少。她想到:“世间万事难料,而人的生死是最难料的。如同盛宴难免要散,好花难免要残,圆月难免要缺一样,人生难免要死。”想到死去的亲人,想到自己的不幸和孤苦,便愈发嚎陶大哭不止。 不管评梅怎么劝解,也阻挡不住庐隐的嚎啕大哭。评梅听到伤心时,也不由得陪她流泪。 这是一对同病相怜的女友,遭遇近似的两个教育界的女作家。现在,她们在世间所剩下的唯一最亲近最知己的亲人,就是彼此。 蓦然,庐隐止住了哭声,用两只手使劲抹了两把眼泪,长长地吁了口气,自语道:“哦,哭一哭,真痛快!评梅,原谅我,从梦良死后,我一直憋到今天,见到你,见到亲人了,我觉得我才能这么痛痛快快地哭出来!” 评梅掏出手帕自己擦了擦泪眼,又替庐隐擦擦,低声道:“快起来!” 庐隐站起来,拍打拍打屁股上的土,苦笑道:“唉,我这个丑小鸭真是命苦!可淮想到,你这只美丽的白天鹅,也和我一样命运悲惨!走!” 说着,只管自己先头走了。走两步,又站注,冷丁扭脸问评梅:“嗳,包里还有酒吗?” 评梅点点头,打开小包,拿出那只褐色的葫芦状的小酒瓶,摇了摇,听了听,嗯,足有三两。 庐隐劈手夺过去,咚咚咚,像喝凉水似的,一口气灌下去,抹抹嘴,咂咂舌头:“呵——真舒服!可惜太少!如果能把悲哀沉浸在酒里,常醉不醒,该多好呵!” 评梅一怔。 第四十一章 评梅和庐隐,一边走,一边说着话。过了小桥,庐隐突然收住脚,一脸严肃的表情,悄声道:“评梅,知道吗?李大钊被捕了!” 评梅一楞,仿佛不相信自己的耳夺:“你说什么?李大钊怎么啦?” “李大钊被捕了!” 评梅猛吃一惊,差点晕倒,身体晃了晃,庐隐忙把她扶住。 李大钊虽然是北京大学教授,北大图书馆的主任,但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兼课,讲授《社会学》、《女权运动史》。 评梅在女高师读书时,凡有李大钊到学校去演讲,评梅每次都要去听的。李大钊对评梅的思想影响很大,是评梅最尊敬的思想启蒙老师,从此结成了亲密的师生之谊。听到李大钊被捕的消息,她怎能不感到震惊,悲痛? 高君宇生前也常常对她讲起李大钊的高尚品德,说他是北方革命运动的领袖,君宇十分崇拜他。评梅还在报刊上经常读到李大钊的文章,她对李大钊同样素怀崇敬的心情。因此陆晶清南下时评梅是首先想到李大钊的,因为那时北京的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李大钊他们已经搬进了苏联大使馆。评梅费了许多周折才找到他,去请教他,去请他帮忙的。 “三·一八”惨案之后,4月24日,《京报》社长邵飘萍被枪杀;8月6日,《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被枪杀;7日,《世界日报》主笔成舍我被捕。一时间,奉系军阀在北京血腥镇压文化界人士,动辄加以“宣传赤化”罪名,或逮捕,或枪杀,白色恐怖笼罩京都! 军阀的残暴统治,使北方的革命运动转入了低潮。那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李大别不但是中共北方区委的负责人,同时兼任中国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的领导。这一时期,中共党员由三百人发展到一千人以上;国民党党员由二千二百人发展到四千三百余人。白色恐怖一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李大钊把两党党员大部分转移到外地去了;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市党部的主要领导人,也由公开转入地下,住进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内的旧俄国兵营,继续领导北方的革命斗争。 评梅急切地问:“李先生在哪被捕的?什么时候?” 庐隐告诉她,就是今天——清明节的早晨!在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俄国兵营,李先生他们临时办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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