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於梨华(6)

於梨华(6)

　　七

　　於梨华很有风度，很有神采，她说自己“善怒善喜，活泼好动，爱好网球、游泳、滑雪……”见过她的人说她“即使好好的走着，好像也使人觉得她是在跑跑跳跳。她讲起话来，往往一泻千里似的，语调又急又快，手势也多。笑起来又好像毫无保留，没有一丝忧愁。”她是个能干的主妇，会买东西，能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她爱孩子，爱丈夫（八十年代同沈君离异），爱自己的工作。她以教书为职业，自1968年后，一直在纽约州立大学任教，讲授英译中现代文学、中国古典文学概论、书法、中国现代文学选读、中国报章杂志选读、中文会话、中文作文等课。1977年到1978年，还曾担任该校中文研究部门主任。之后她曾去印度讲学。她是个尽职的好教师，但最爱的还是写作。“书桌对于她就好像饭桌对于一个饥饿的人一样，有无尽吸引力”。她说：“一天不写作，就觉得生活失去了平衡，一切都不对了。”“我认为使人想写真是一股巨大的神力，它可以掩盖过一切写作路途上的寂寞，写作技巧上的困难，而给这个写作的人一种难以形容的满足。”

　　她还是一个社会活动家，爱国主义者。1975年，在阴霾满天，暂短的云开日出的季节，离别祖国大陆二十多年的於梨华第一次踏上梦魂索绕的故土。祖国已不是她记忆中的形象——牟天磊在金门眺望厦门时想到的童年时家乡的情景：

　　战前小镇里的宁静得单调的没有柏油的大街，街边的杂货
　　店，杂货店的柜台上排着的破璃瓶，瓶里的橄揽、冰糖、生姜糖，
　　粘在一起的牛皮糖，站在柜台后的掌柜，一个瓜皮帽上的一粒红
　　绒球，一根旱烟管，一副黄黑的牙，一双混浊的眼睛，望着店外面
　　静得完全睡着了的午后的太阳。

　　这也正是家乡留在於梨华脑海里的底片。

　　在祖国逗留了一个月，她忙忙飞回美国，巡回在耶鲁、麻省理工、芝加哥、哥伦比亚等著名大学，热情演讲自己回国的见闻，并很快写出人物报道、短篇小说集《新中国的女性》（1977年，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介绍解放后各行各业同胞姐妹的形象。

　　这次祖国之行，对她的心理和创作都有很大影响。当她再度把1974年初起稿的《傅家的儿女们》这部长篇小说接下去的时候，却感到“笔重如山”。她说：“在我想写及我能写的中间，有很大的距离。我能写的几乎有的不忠于目前的自己，而我想写的又会不忠于原来的读者”。她克服了接不上的困难，循着原来的构思把这部小说写完了。“但她对人物的内心，对人物的走向和分化发展却有更深刻得多的剖示。”在鞭挞那最丑恶的同时，针锋相对提出了一系列新人。“这些新人不再像於梨华过去刻画过的形象那样不是不甘于同流合污便是自暴自弃，这些新人尖锐地发出‘固定的职业后面，发了财以后是甚么呢？’的疑问，最后肯定，‘一个人除了要做些主观上有意义的事情之外，更应该做些客观上有价值的事’。”可以看出，她的写作又跨入了一个新时代。

　　她又飞回来了，观光、学习、探求。常言说，儿不嫌母丑。看到困难中的祖国的某些病态，她悉心尽情，通过《人民日报》她曾向祖国的青年朋友，意味深长的讲述了自己的留美经历。她写出了报告文学集《谁在西双版纳》（1978年，香港天地图书出版社），介绍少数民族在解放后的实况和政府对兄弟民族的政策。短篇小说集《三人行》（1980年，香港天地图书出版社），则描述了四个现代化在国内外所引发的问题。

　　不但回到大陆，在美国她也同样抓紧一切时机了解、关心祖国，和访美的祖国亲人和文学家频繁接触。她“虽然住在美国，实在关心中国。”

　　过去，她的笔写的是中国事和情；现在，她不满足了。她渴望与祖国人民一道，为美好的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在写给《人民日报》编辑的信中，她热诚地说：

　　我是一个文艺工作者，不能像我许多朋友那样，回去讲他们
　　的科学，做出比较急需而直接的贡献；这是我很遗憾的。但后来
　　想到，如果能向国内读者报道一下美国生活实况，也是目前国家
　　需要的。除了这封万字长信外，我还有一个建议是：读者有什么
　　关于美国或西方的问题，可以写信给我。我以后可以按照他们最
　　想知道的一些事作回答，还是可以用书信方式的。我不能回答
　　的，我可以请教这里的朋友。

　　她热爱伟大的祖国，祖国母亲已向所有海外游子张开热情的怀抱。“没有根的一代”的苦恼是结束的时候了。“落叶归根”，这个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多么富于诗意和人情——於梨华用自己的行动，写着一部新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

　　1995年3月30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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