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柯岩(2)

柯岩(2)

　　卖油娘子水搽头，
　　做鞋婆子赤脚走，
　　瓦木匠人没房住，
　　卖盐的老头喝淡粥，
　　织布娘，光脊梁，
　　种麦的人儿吃菜糠，
　　打席的，躺光床，
　　抬棺材的死路旁……

　　不平的歌，使她滋长了心中的不平。她每天手不释卷，同书中的人物相亲，而鄙弃同学中那些胸无大志，专讲吃喝打扮的阔家小姐和纨绔子弟。

　　柯岩小时候，性格泼辣，很像个男孩子。从小她就知道，如果不努力，得不到奖学金，或考不上公费学校，就要失学。因此，她像哥哥姐姐一样，孜孜不倦地奋斗着，以至多次跳班成功。这时期，这位才十岁左右的小姑娘，文学的情愫已有表现——当父亲接到她的一封富有文学色彩的信后激动地对家人说：“我们家要出谢冰心了！”

　　十二岁后，柯岩先后在云南华侨中学、保山师范、昆明越秀中学、昆华女师等校读书。在昆华女师时，她每天盼着语文课，因为每堂课都使她学到了不少渴求的东西。那位女老师边背边写王勃的《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蠢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这位可敬的老师，不仅在写作和对文学的爱好上深深地影响了柯岩，而且在思想上，教育她爱国，爱伟大的祖国。

　　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四位要求民主、反饥饿的爱国青年被打死，闻一多说：“这是中国最黑暗的一天。”在这黑暗、恐怖的日子里，柯岩担任了昆华女师罢课委员会主席，整天和同学一起去西南联大，参加民主集会，跟大学生们共同发誓要为死者报仇。女师的学生多是穷苦人家的子女，校方说她们罢课是受了共产党的操纵……而柯岩，由于受父亲的影响，认为无党无派最清高，还以为她积极参加这次民主运动，完全出于正义感，出于对国民党统治和黑暗现实所表示的强烈不满。

　　抗日战争胜利后，她随哥哥在重庆呆了一年，后跟难民辗转到湖北，那时所有的学校都过了考期，只好先到修道院学英文，到打字学校学打字，还在新闻讲习班学新闻；半年后入了冬季招生的希理达中学读最后一年中学。那时，柯岩对写作的钟情已显端倪，1947年在校刊上发表散文《我的同窗》，在《湖北日报》发表《夜》和《孤独》。在扬子江滨，她读书读到1948年，便考入苏州社会教育学院戏剧系，正式接触了戏剧艺术。翌年5月，苏州古城迎来了解放，十九岁的柯岩满腔热情地参加了革命，来到北方，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组，从事剧本写作。

　　刚刚和平解放的北京，疮痍斑斑，城市要建设，人民要教育。公安部很快把成千上万的妓女集中起来，安排进八九个妇女生产教养院，给她们治病，并进行教育和改造。年轻的柯岩参加了这一工作。这些妓女，绝大部分都是在民族压迫、阶级压迫中被糟踏以后转卖到妓院的良家女子，她们过着非人的生活，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柯岩凭着对曹禺的《日出》、托尔斯泰的《复活》、清代小说《九尾龟》及翻译小说《亚玛》的了解，她热情地到北京妇女生产教养院，参与对妓女的改造工作。柯岩悲愤地听着她们愤怒的控诉，她们哭，柯岩也哭。她们那些悲惨的生活情景，时时折磨着柯岩的感情，强烈地震撼了她的灵魂。她虽然从小也经历过战争、贫穷、饥饿和痛苦，但从没有从阶级的观点去认识这人世的不平。当旧社会的脓疮以这样可怕的形式集中地展现在她的眼前时，她那天真的无党无派的要作纯粹的“艺术家”的幻想，就彻底地消溶在这血与泪的海洋里。柯岩说：“公开剥削与公开卖淫，都是几千年人类社会里最可耻最无人性的行为。而共产党，却决心彻底消灭它们，这是多么光明、多么伟大的事业呵！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拯救地狱里的奴隶！”于是，她提出了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说“我也要加入这个行列，并为之奋斗终生！”她认为，这是做人的道理和应该走的光明大道，是对正义和真理的真正追求。

　　1950年，青年艺术剧院组织了“文化列车”，到群众中，为工人、铁道兵演出。1953年，她参加了赴朝鲜慰问团，接触了最可爱的人和英勇的朝鲜人民。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最初的这些年，柯者利用各种机会深入生活，广泛接触群众，先后创作了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北京电影演员剧团、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上海儿童艺术剧院等分别演出的独幕剧《中朝人民血肉相连》及歌剧《争取早团圆》（1950年）、《相亲记》（1957年12月号《剧本》）、《娃娃店》（1957年）、〈双双和姥姥》（1959年）等，还写了快板、剧评、影评及一些散文和诗歌。

　　二

　　一个从冬天走出来的人，会更爱春天。

　　柯岩的童年，虽然不是一场恶梦，但她也备尝苦辛，更看到了黑暗，她幻想着春天，憧憬着美。解放后，孩子们欢乐而充实的生活使她羡慕，她对他们的一切都感兴趣，并为之吸引。

　　“给孩子写东西，对不熟悉儿童生活的人，是很难很难的事。”柯岩说，“我开始写第一篇儿童文学作品纯属一个偶然的机会。”但从她的经历和气质来看，首先在儿童文学上取得成就倒是生活的必然。

　　1953年，她二十四岁，已经同著名诗人贺敬之结婚。有一次，贺敬之皱着眉头写了一夜，却只有短短的几行，并有大量涂改，于是她惊讶了：“你怎么了？什么东西这样难写？”

　　贺敬之多年来养成了自己的创作习惯，他轻易不用稿纸，而是酝酿呵，默诵呵，念念有词地写到小小的纸片上，只要一坐到桌前，构思就是成熟了，一夜烟雾缭绕，第二天准是硕果累累，创作出优美的诗篇。这一次，他是为了响应号召给孩子写东西，却没有想到给儿童写作却这么难！

　　是的，为孩子们写作，并非容易。儿童文学既有文学的共性，又有它的特性。对儿童生活没有研究，即使是大作家，也不一定写得好。

　　柯岩看看贺敬之的稿纸，安慰他说：“你睡去，我来试试。”说完，她便坐到桌子前。平时她对儿童的感情及对儿童生活的记忆，都像海潮一样在心里汹涌起来。这一天，她一共写了九首儿童诗。贺敬之起床后，半信半疑地读着，他的眼角渐渐出现了笑意：“真奇怪！你什么时候积累的这些生活？也许，这和你的气质是相近的……”他很快帮助柯岩选了六首寄了出去。《人民文学》发表了其中三首，这就是1955年12月号上柯岩的《儿童诗三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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