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宗璞(4)

宗璞(4)

　　宗璞没有硬搬外国的艺术经验，她是在进行艺术经验的融合与改造。《我是谁？》的创作手法，重在再现意识的流动，但其中也交织着客观现实的描绘；除了荒诞的变形外，也还有理想的热情抒发以及局部的象征寓意。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到，宗璞没有抛弃她所已达到的，但她也不曾在新异的艺术天地怯于前行。这就构成了如她自己所说：“这样表现方便准确便这样写。”

　　创造性的作家，总是不断地跨越自己。宗璞随着创作的成熟，产生更为成熟的艺术追求。她曾在《钟山》刊载的一封信中谈到：“这两年我常想到中国画，我们的画是不大讲究现实的比例的，但它能创造一种意境，传达一种精神”；“我以为艺术都应给想象、思索的天地，应该‘言有尽而意无穷’，中国诗特别有此长处”。①宗璞在这里所表达的艺术理想，与她人生价值的追求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相一致，也呈现了她艺术观念和审美原则的民族特征。她力求于小说创作中也如古代诗、画那样流露性情、追求写意的空灵，隐藏深厚的意蕴。

　　宗璞某些作品有意地忽略实际，直接诠释生活。她通过平实的故事，创造一种意境，这种意境产生一种暗示能力，诱发人们的想象，使平淡的事实升华到哲理意趣，使读者在更为宏远的层次上探求人生的道理。此种创作意向，在《熊掌》一类作品中，体现最为鲜明。阅读这类作品，不是在写实的基本层次上，而是从凸出的非现实的思想、哲学层次上获得审美效果。笔墨简淡萧疏，而意境则趋于深远。

　　为了丰富作品揭示现代生活的艺术手段，宗璞很注意融汇贯通地引用西方现代小说的某些表现技巧。《心祭》的结构显得新颖不俗。它的内容的展开，主要依靠主人公的回忆的思绪流动，而且通过记忆和现实两条线互相交错、渗透进行。但即使在这样的作品中，作家仍然执意于使之与中国的传统艺术追求相契合。《心祭》力求以小说的形式达到中国古典诗那种言不尽意，意在言外的深层意趣。它以李商隐《锦瑟》诗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作为题语。《心祭》与《锦瑟》相同，也写一种情爱，一种令人长久追忆而又不无缺憾的复杂情思。小说采用了秋风、暮色、向黄昏、向往事、心很远、思想在飘……这一系列抒情诗的意象语言，造成了既深情绵邈又悠长飘逝的情怀。通篇小说把这种抒情语言和意境，进行多次的反复，如同诗中的复沓，造成回旋与曲折，留下不绝的余韵。小说采用交错的结构，把思绪的线头随意切割，记忆一会儿断了，一会儿又被联上，若断若续，似有似无，蕴浓烈于简淡，轻愁淡恨，欲罢难休。这一切，就使《心祭》从意境上引出与李商隐诗的联系，同样蕴含了那种既令人追怀而又不免惘然的多种情思。

　　而在《核桃树的悲剧》和《鲁鲁》中，由于树与人的某种程度的合二而一和寄人情于动物，都使作品具有浓烈的象征意味。这使我们想到中国历时很久的通过外物、景象而抒发、寄托主观的情感或观念，以达到非概念所能穷尽的具有情感力量的“比兴”的美学原则。《鲁鲁》中一只极可爱逼真的小狗，就是一个独具情感力量的形象。作者把自己郁结的情感，寄托在鲁鲁身上。这种寄寓并非外在的比附，而是把这种寄托合理地渗透到客观对象之内，成了它自身所包孕的。鲁鲁的心情就是作者自我的心情。鲁鲁的悲哀，鲁鲁的笃诚，就是作者所寄寓的人间的悲哀，和人们对失落的温暖的寻觅。正因为寄寓深刻，使这篇小说超出习见的寓言体或咏物诗。隐匿的深长的意蕴，给读者留下无尽的思索和联想的余地，使作品具有强烈的象征性。这一切都让人兴奋地想到，一位生长于书香世家，受到传统文化深深哺养的中国作家，当她把眼光投向世界文化，特别是世界现代艺术时，由于她的创造性的吸收与综合，产生了多么奇妙而且多么开阔的艺术奇迹。这让人想起伯纳德·欠瑞孙给海明威的关于《老人与海》的一封信：“《老人与海》是一首田园乐曲，大海就是大海，不是拜伦式的，不是麦尔维尔式的，好比荷马的手笔，行文又沉着又激动人心，犹如荷马的诗。真正的艺术家既不象征化也不寓言化——海明威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但是任何一部真正的艺术品都散发出象征和寓言的意味……”这段关于海明威作品的评语，当然不是具体的作家作品的评论，应当认为，它谈的是真正艺术的融会贯通。

　　宗璞已走向于成熟的人生，也走向了成熟的艺术追求和实践。一个走向成熟的文学家总是力求宽广和博大的。1986年，宗璞开始长篇小说创作，准备写一部名叫《野葫芦引》的四卷巨制； 1987年小说第一、二章开始在《人民文学》发表；1988年第一卷《南渡记》正式出版。其中人物仍然是一批学贯中西的高级知识分子以及他们下一代的青年人。写他们在抗日烽火燃起，北平沦陷，流亡南渡后的一系列凄楚动人的故事。宗璞在长篇中仍然笔触委婉，风格典雅，保留了她原有的书卷可人的风韵。

　　目前，作者又已完成第二卷，不久即可付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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