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邢院生(2)

邢院生(2)

　　1972年12月31日被释放回家，在翌年元旦的鞭炮声中开始奋笔疾书，连与儿女的亲热都不逞顾及，更不顾自己身体的痛苦，只是伏案写作。1974年，终于成稿，受到萧乾等人的鼓励和关怀，几经修改，将《前夜》易名《叛女》，由萧乾、姜椿芳作序，1982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数年前，我是一口气读完《叛女》（1982年，春风文艺出版社）的，至今那种兴奋和新鲜感都没有消失。小说是传奇的，又是传统的。作者凭自己丰富的生活积累和对文学的本来认识及美学素质走进创作过程，原原本本、老老实实地写，也没想去耍弄什么招数，但她成功了。萧乾说：“一部小说，不论长短，从主题到结构和内容，都只能通过作者本人的体验和认识去构思。土建有标准设计，有预制件。我希望永远不要在文学艺术领域里搞什么标准设计，也切不可用预制件。”（《叛女·序》）我十分赞同这个对文学艺术的真知灼见。文学艺术作品只应该有优秀佳作，而不应有什么“样板”。如果创作有了“蓝本”，就不再称其创作，最多是一个低能的模仿。小说不一定就该是《红楼梦》、《水浒传》、《战争与和平》、《子夜》，只要有自己动人的形象、生活的脉搏、成功的艺术创造，就是好的作品。姜椿芳在《我看〈叛女〉》文中说：“文学作品是不嫌一再描写同一题材的，问题是不在写什么，而在怎么写。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都是文学作品应当表现的内容。”重要的是，要写深，写得新，写得巧，写得好。一个作家的成功，一是在于本人生活的厚度，二是在于思想的高度，三是在于作家的艺术概括力和语言的表现力。邢院生具备了这些，于是才有了《叛女》这样的小说。

　　《叛女》卷前有作者三行题辞：

　　献给

　　为了新生叛逆没落，
　　为了光明叛逆黑暗，
　　为了明天叛逆昨天的人们。

　　献辞是作者的寄托，十分令人深思。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从昨天走来，没有叛逆就没有新生、光明和希望。历史在叛逆中创造和演进，社会在叛逆中获得正义和真理。但《叛女》不是政治教科书，是使人能从中得到教益的感人艺术。

　　古今中外许多传世名作，多具有作者自叙传的成分，或个人的生活经验。《叛女》就是一部自传体小说，故事描写出身于清末两江总督家庭的贵族姑娘润格的爱情遭遇，以及后来她以艺术为武器投身于

　　革命的经历。润格容貌美丽，聪明睿智，心地善良，多才多艺，但她在名门望族之家得不到自由，到处是野蛮和禁锢，她的一切都得不到保护和施展。当爱情来临的时候，她需要更加辽阔的天地和自由，得到的却是一个吃喝嫖赌、醉生梦死的丈夫和一个专横暴虐、阴险毒辣的婆婆。从托家到奎家，从一个火坑到另一个牢笼，龌龊、卑鄙、荒淫、腐败窒息着她。她对现实的反抗是放走了被禁锢十年的疯女——丫头秋菊。当她确知自己是老爷强奸了逃荒女白颖所生时，便毅然弃家出走。但走投无路，只好以卖艺为生。润格没有随波逐流，执著地追求人的尊严和价值，直到和国民革命军中的革命者江放相遇、相爱、结合后，才从茫茫黑夜里看出了光明。《叛女》以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及“九·一八”事变为背景，不仅写了润格的辛酸史、奋斗史、反抗史，还塑造了义和团失败后的红灯照姑娘奇侠、参加革命的艺人路拾遗等女性形象，她们同是天涯沦落人，是挣扎着寻求正义和真理的一群，再现了中国历史的一面。

　　在中国文学史上，清末之后，描写旗人贵族荣衰之作很有一些，但在历史递进中，描写旗人贵族的演变、升沉，与中国现代革命水乳相融者，并不多见。《叛女》及其姊妹篇在这一文学领域填补了空白。

　　我有幸在作者的《动荡三部曲》的第二部《女伶》（1989年，华文出版社）出版前读到了原稿《女伶》是《叛女》的续篇，主要人物润格、江放、江风等都没有改变，它既有连续性，又有独立性。故事起伏跌宕，颇能引人入胜。

　　《女怜》的背景仍然十分广阔，润格的故事和性格，就是在光明与黑暗的斗争环境中发展的。她在丈夫江放因军阀内部矛盾被捕后，便把女儿江风寄养在地下革命者杨维林和欧阳墨竹夫妇的诊所里，而自己以女伶身分，浪迹天涯，帮助革命。江放出狱，润格母女回到北平，在梨园生活中，与日本豢养的汉奸黄子廉、奎啸虎及其党羽巧妙周旋，刺探情报。孤女柳文如不忍“女相师”金倩虐待而服毒自杀遇救后“投奔”大汉奸黄子廉之妻王国玉，日寇血洗甫京，杨维林罹难，欧阳墨竹到北平，阴差阳错地成为黄家的提琴家庭教师，江风与黄子廉之子黄伯云关系的变化，黄子廉向江风求婚等，这些凄楚而又富有戏剧性的故事，逼真地展现了那个时代的众生相，构成社会生活的大展厅。润格前夫之子奎纲的出现，是对人性的深刻解剖。最后，奎纲“探监认母”，旨在诱供；在特务组织“不许良心抬头”的“纪律’，与母子情的激烈斗争中，他的脑子里万马奔腾，心在怒吼，一双大手掐住了“恶魔”，就这样润格惨死在神经错乱的亲生儿子的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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