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柳溪(5)

柳溪(5)

　　柳溪的大学生活是极其艰苦的。那时她只有一件洗得褪了色的的蓝布大褂，罩在那件已经看不出是什么颜色的破棉袄上，每到星期日脱下来洗一洗，晾干后，星期一再穿上。她的棉裤又瘦又小，缀着补丁。她身边的女同学穿得如花似朵，有的是钱花，看电影，吃零食，聊天，散步，逍遥自在。但这些，并没有干扰柳溪的情绪，她有自己的王国，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练就了一套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的硬功夫，那些既不在我的眼里，更不在我的心里。”她没有自哀自怜命运之苦，她的心和足迹，总是留在那座丁字楼的图书馆里。那里有像一垛垛城墙似的高大书柜，摆满了线装书和“洋”装书。她总是兴奋地坐在长桌旁，每次都像是第一次置身于浩淼的海洋。她曾天真地计算过：“我这一生，怎样才能读完这浩如烟海的书籍？！”从那时起她给自己规定了每天看书的页数，不完成，不睡觉。那时，她无论走到哪里都不安心，只有坐到书桌前，打开散发着书香的书本，她便立刻忘掉一切，甚至忘了参加在风雨操场举行的四十年校庆的音乐会。

　　柳溪说，她自己是一个既没有女性柔情，又没有韶华青春，“貌不出众，才不惊人”的女子，一头乌黑短发，一副深度眼镜，单调朴素的衣着，永远来去匆匆—那时她缺乏营养，眼球上总长白水泡，疼得钻心；眼科医生一再警告她，如不增加营养，就有得白内障和青光眼的可能。为了维持学习生活。她除了写文章得点菲薄的稿费外，便是实行勤工俭学：为别人抄写稿件、教家馆、到中学代课，赚几张日伪“联合准备银价”的钞票，可以买一点鱼肝油、菠菜和水萝卜。

　　柳溪的大学时代，正值日伪统治时期。当学校里开始政治性逮捕时，正是她暗自向往革命，而不想当一个书呆式的亡国奴的时候。当时的女大学生大体上有四种人：一，死读书的，梦想当留学博士，当女状元；二，迷恋于爱情生活，整日梳装打扮，想当校花，做名人、达官、阔佬、富商的太太；三，抱着救国的凌云壮志，但不知何处是中华民族的抗日堡垒，一心想通过封锁，奔向雾都重庆；四，不相信“曲线救国”，坚信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游击队。而柳溪属于后者。她曾劝阻、挽留过那些主张奔向重庆的同学，也曾偷偷地为之送行。那时她想：“无论是奔向延安、敌后，还是重庆，总比在沦陷区当顺民和亡国奴好！”虽然柳溪知道不少八路军的英雄业绩，向往其卓绝的战斗生活，但苦于没有地下关系。柳溪说：“我仿佛在无边的黑夜踽踽独行，脚步不知迈向何处，睁大两只眼睛，寻找着指路明星……”

　　柳溪从对个人命运的反抗，进而发展到政治反抗。在这种情绪的驱使下，有一次借口学校伙食太坏，馒头不熟，她带头砸了饭厅。她把半生不熟的馒头掷向天花板，于是天花板像岩洞里的钟乳石那样粘满了小馒头。她还痛快淋漓地摔碎了八十多个盘子。她快乐地高声喊着嚷着，这时整个饭厅在一片擂桌砸碗的喧闹声中愤怒地沸腾起来。但第二天，她被叫到教务长面前，指控带头闹事。当然，不管怎样威近利诱，她没有惊慌失措，也决不会承认。柳溪笑着说：“我拿出了过去当野孩子的泼辣派头，我当然没必要向他们诚恳坦白。”

　　祸根是在食堂风潮中种下的。日本宪兵已经“瞄准”了柳溪。在轰动一时的因“金麻子”枪杀日军中将进行空前大逮捕之后，一位历史老师十分关切地告诉她，不久要逮捕的一批黑名单中有她，要她马上躲一躲，以免受敌人监狱里惨无人道的皮肉之苦。在白色恐怖之中，柳溪中断了三年级的学习，神秘地告别母校，迅速离开北平，无可奈何地回到保定家中。那时她继母已经去世，六十岁的父亲娶了一个只比柳溪大六岁的年轻女子作为第四续室。不久，家庭便爆发不和，灾难接踵而至。那个家庭她无法久留，返回北平后，在一家报社谋了一个学习编辑的位置——整天在空无一人的大办公室里校对令人头疼的稿样。不过，走上社会之后，总算第一次有了勉强糊口的栖身之所。

　　通过保定老同学，在1943年冬天，柳溪参加了革命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北平委员会党的外围组织的一个成员。柳溪说：“我简直无法描摹我当时是何等的高兴。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我的地下领导者的情景，他那朴实的农民形象、河北束鹿的家乡口音，永远留在我的脑际……我觉得我寻找了那么久的革命道路，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忽然闪现出来了。这真是一件奇迹！有时，我甚至唯心地认为，似乎于冥冥中真有个命运主宰，他使我命中注定要走向这条渴求已久的道路。”

　　柳溪的大胆与富于冒险的性格，似乎是天生的。她是在远没有认识革命的最高意义之前，便产生了对地下工作者的兴趣与神秘感的。她常常深夜闭户发奋阅读解放区的各种文件，《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就是她在沦陷区最恐怖的环境里最爱读的理论书籍。这时候，她除了发展同情革命的对象、宣传解放区、抄传单，给八路军买药品、枪支弹药之外，又开始了她的文字写作生涯。这时期，她先后写了几十篇配合抗日、揭露社会黑暗、唤醒民众的短篇小说，如《沼地》等。这些作品虽然幼稚，但却是她创作生涯里最初的脚印。

　　在日伪统治下的北平，为了掩护和便于搜集有关日军“扫荡”和下乡抢粮的情报，柳溪还深入到敌伪大汉奸、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荫泰兼职的华北食粮公社当了一名职员和家庭教师。王荫泰曾是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次长，德国老婆，六个女儿中有三个跟柳溪学习中文——每星期有三个晚上教她们中国古诗。当然，柳溪并不是真要教她们中国诗文，而是躲在书房偷听王荫泰在会客室里与各种人物的私房话。这个危险的工作，一直坚持到日本投降。

　　“八·一五”之前，中国正处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刻。当时柳溪受组织的委派，组编出版杂志《罡风》，或明或暗地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但是杂志只出了两三期，就因她的一位在北京大学作地下工作的堂兄暴露了身分，使她不得不化装撤离北平，于是《罡风》停刊。在她经过平西地区的北平委员会安排，奔赴冀中解放区途中，历经千辛万苦，其险情是她终生难忘的，这段经历，在她的长篇小说《功与罪》与中篇小说中有着真实的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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