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张爱玲(2)

张爱玲(2)

　　张爱玲受新文学的影响也比较多，那时她便常常读新文学的书籍和杂志。她在《私语》里说：“《小说月报》正登着老舍的《二马》，杂志每月寄到了，我母亲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读出来，我靠在门框上笑。所以到现在我还是喜欢《二马》，虽然后来老舍的《离婚》、《火车》全比《二马》好得多。”那时她就喜欢张恨水的小说，后来真是有点“嗜之若命”了。

　　张爱玲的父亲吸毒从改悔到反悔，在家里不时地引发“战争”。“父母终于协议离婚。姑姑和父亲也是一向意见不合的，因此和我母亲一起搬走……他们离婚虽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是表示赞成的，心里自然也惆怅，因为那红的蓝的家无法维持下去了。”使她感到安慰的是，她可以去看母亲，因为这是条约写明的。但不久她母亲又要去法国。走之前，母亲到她住读的学校同她告别。张爱玲一直目送母亲走出校门，“我在校园里隔着高大的松杉远远望着那关闭了的红铁门，还是漠然，但渐渐地觉得这种情形下眼泪的需要，于是眼泪来了，在寒风中抽噎着，哭给自己看。”张爱玲从童年到少女时代，她是在母爱和抚爱稀薄的时空里度过的。也许父母也不能说就不爱自己的女儿，张爱玲也不是不爱自己的父母。张爱玲的母亲不是一般的女性，她追求知识和精神上的高雅满足，再赴法国自然有她内心的痛苦，来向女儿告别，就是母爱行动。张爱玲没有看见母亲的泪水，正像母亲没有看见女儿的泪水一样。母亲走了，但张爱玲还会到姑姑那里感受母亲的情绪，因为在那里可以呼吸到母亲保留下来的空气。而在父亲的家，那里的一切她都看不起：鸦片、教她弟弟做《汉高祖论》的先生、章回小说……她说她像拜火教的波斯人，把世界强分两半，光明和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属于她父亲那一边的必定不好，虽然有时候也喜欢。“我喜欢鸦片的烟雾，雾一样的阳光，屋里乱摊着小报（直到现在，大叠的小报仍然给我一种回家的感觉），看看小报，和我父亲谈谈亲戚间的笑话——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

　　有一天，姑姑告诉她一个最坏的消息：她父亲要结婚了。她哭了，因为她看过太多太多的关于后母的小说，她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世界上最坏的事实会落到她头上。她回忆说，当时“我只有一个迫切的感觉：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铁栏杆上，我必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但该发生的都发生了，家又搬回她的降生地——民初式的洋房里。那里有她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复印的照片”；那里的太阳使人昏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那房子就像一个阴阳交错的奇怪的世界，她感到一种精神的荒凉和无所依托的空虚。

　　张爱玲在圣玛利亚女校住读期间很少回家，所以每次回去，父亲总是客客气气。她父亲知道她作文好，也很得意，兴致上来还鼓励她学做诗。张爱玲回忆说，她一共做过三首七绝，第二首咏“夏雨”，其中“声如羯鼓催花发，带雨莲开第一枝”两句被先生浓圈密点，第三首是咏花木兰，以后没有再写。

　　二

　　如果说，家庭环境和小学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而中学时代的兴趣培养则是人生达至终极的基础工程。

　　上海的圣玛利亚女校是著名的美国教会女子中学，同中西女塾同负贵族化声誉。张爱玲的中学时代就是在这所美国圣公会办的学校度过的。在那里她得到了自由发展，自信心日益坚强。她“不合群”、不交友、不苟言笑、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自由性格那时已趋稳定。当时学校的教师主要是美国人和英国人，课程分设英文部和中文部。英文部的课程是主课，包括英文、数、理、西洋历史、地理和《圣经》，用英文讲授；中文部的课程包括国文、中国历史和地理三门，不被重视。1936年秋，学校来了一位名叫汪宏声的老师主持中文部的教务，并兼教高中国文。这位酷爱文学，具有新进作风的汪先生为女校带来了新鲜空气，遂使国文课大为改观。汪先生不仅改变了授课方式，变八股式的满堂灌为自由讨论，更为甚者是他在国文课中大胆增加了中国新文学的内容。他不仅为学生讲解曹禺的剧本、丁玲的小说，还亲自为图书馆大量购置新的中文书籍和报刊、奖励学生课外阅读，“努力为学生争取用本国语言文字发表的机会与活动”。他的构思和努力，就像园丁洒下的汗水，竟为这个学校浇出一片文学的春色。

　　汪先生为了打破“说立志”“说知心”等八股滥调，第一堂作文课就在黑板上出了两个联系学生生活实际的题目，另外还特别鼓励学生自由命题。学生为汪先生的“革命”之举感到惊喜。张爱玲是全班唯一自己命题的，题曰《看云》。文章精神潇洒，词藻瑰丽，令汪先生吃惊得简直不敢相信。但他那时新来乍到，点名册上的名字和学生还没有联系起来。发文卷时，当他唱到张爱玲时，“便见在最后一排最末一只座位上站起一位瘦骨嶙峋的少女来，不烫发（据我统计，圣校学生不烫发者约占全数五分之一弱，而且大半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或预科生——小学高年级学生），衣饰并不入时，——那时风行窄袖旗袍，而她穿的则是宽袖。”不随俗，不入流，甚至奇装异服，是张爱玲从小就有的“传统”。江老师将她的作文在课堂上朗读了一遍，还加了许多说明，竭力赞扬，大大褒奖她的文章如何如何写得好；面对如此的荣誉，若是一般的学生，一定是喜不自胜，倍受鼓舞；而她一如往常，仍然保持着那种板滞神情。

　　张爱玲的文名很快在校园里传布开来。教员们在休息室里谈论她，学生在宿舍里谈论她，一时间张爱玲成了这所学校一个温馨的话题。老师们谈论她，还不仅仅是因为她的文章写得好，也常常谈论她常常忘交作业，课堂上不好好听讲，而学习却最优秀：“在教室里总是坐在末一排，不听课，手里的铅笔则不停的在纸上划着，仿佛是很用功地记笔记的样子，可是实际上她在画教师的速写样。教师也不常和她计较，因为她考试的时候是稳拿A或甲的。”（汪宏声：《记张爱玲》）

　　在汪宏声的组织下，圣玛利亚女校学生成立了一个取意为国争光的课外活动组织国光社，还出版了一个32开本的小型刊物《国光》。第一期上发表了张爱玲写的小说《霸王别姬》。这篇小说技巧之成熟令全校师生惊异不已。对于这篇小说，汪老师更是大加赞扬，说与郭沫若的《楚霸王之死》相比，“简直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国光》上还发表过一篇描写农村生活的《牛》。另外在校刊《凤藻》上发表过用英文写的《牧羊者素描》和《心愿》。她在《〈传奇〉再版自序》里回忆说：“最初在校刊上登两篇文章，也是发了疯似的高兴，自己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像第一次见到。”那时她在《国光》上又匿名发表了两首嘲讽老师的打油诗：一则曰——“橙黄眼镜翠蓝袍，步步摆来步步摇；师母裁来衣料省，领头只有一寸高。”其二曰——“夫子善催眠，嘘嘘莫闹喧；笼袖当堂坐，白眼望青天。”作品虽是匿名发表，却没有一个人不认为是张爱玲所为。关于这件事，汪老师则认为，学校的空气太严肃了，用风趣幽默调剂一下有益无害。没想到，两首小诗闯了祸，对坐入号者却为此大为恼火，上告美国校长，最后定下三个解决办法：一，由汪先生和编者出面道歉；二，《国光》停刊；三，不准张爱玲毕业。最后，那位先生收敛了当初的愤愤之情，结果是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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