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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君宜(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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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刊物需要经费,而共产党的活动经费又十分紧张。韦君宜的父母亲对女儿花钱,是从不吝啬的,她便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一次,学委领导的《北平学生》杂志,因缺少经费不能及时出版,大家正在为此焦急。韦君直跑到家里对父母说:自己急需一笔钱买一辆自行车。母亲毫无怀疑,如数付给,《北平学生》杂志才得以及时出版。 斗争长才干,实践出真知。韦君直下定了为革命献身的决心,她无所畏惧。曾多次逃避特务们的盯梢,转危为安。 一次,妇救会党组开会,先做了一个匾,上面写着宣传抗日的字样,足有三四尺长,以备开会时用。韦君宜带着这个匾晚间回家过夜。刚出师范大学门口不远,便发现后面有人跟踪,她转弯,跟踪的人也转弯。小巧、敏捷的韦君宜急中生智,快速挤上电车,企图甩掉跟踪者,没想到那个人却从另外的门跳上电车,她的心怦怦地跳着,想法窜到门口,佯装下车的样子,待车到了下一站停下来,等乘客们下完了,要关车门时,她纵身跳下车,机智巧妙地甩掉了跟踪她的人。 从事地下斗争,是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战斗。不仅需要勇敢、智慧,更需要沉着和铁的纪律。吃一堑,长一智。韦君宜刚开始从事地下工作时,对遵守地下工作纪律,很不习惯。有一次,市委一位同志去她家开会,她没做任何暗号。会后,那位同志严厉地批评她,并具体地告诉她如何做暗号,遇到危险时,如何发出暗号。 在清华大学的三年,她经历了尖锐、复杂的斗争,成了一名合格的党的地下工作干部。 由于对文艺的兴趣和爱好,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她常常抽暇阅读鲁迅及其他新文学作品。这时,她方感到中学时代所读的鲁迅的杂文和小说,实在是一点也没读懂,而现在才开始懂得一点鲁迅了。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向北京地区卢沟桥发动了进攻,中国守军在人民高涨的抗日情绪影响下,奋起抵抗,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但国民党政府却节节败退,学委机关在北平站不住了,学校也要南迁。当时正值暑假,一切“关系”都无法办理。韦君宜及其妹妹,从天津坐海船经青岛到达济南,从济南又转太原,到太原后,很快就接上了“关系”。然后又到石家庄,在那里组织宣传队,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事隔几天,国民党又撤离了石家庄,当时在石家庄的一位共产党的领导者告诉韦君宜,有两条路供她选择:一是留在石家庄,等待参军;一是到武汉去找流亡同学会。韦君宜选择了后者,到了武汉,先在叔叔家暂住,并恢复了党的工作,按照共产党的指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公开的身分是在武汉大学借读。 1937年冬,日本侵略者又逼近武汉,形势很紧张。韦君宜在武汉做官的叔叔,虽不知道自己的侄女正在干着为他们一群挖掘坟墓的工作,但总感到韦君宜有什么事情瞒着他,所以很戒备。一天,他派韦君宜的婶娘,到武汉大学找韦君宜。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韦君宜只好装出顺从的样子,跟他们回了家。在家里,韦君宜表面上平静得如一潭死水,而内心却波涛澎湃。经过几天的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逃脱的办法。一天晚上,她佯装要去看戏,婶娘、堂姐都陪她去了。待戏散场后,她趁人多拥挤时,混入人群,脱离了“看管”,又转了几条街,坐上轮渡,一口气跑到武昌,连夜找到武汉大学支部书记。遵照党的指示,和另外几位同学一道,转移到湖北黄安苏区,参加党训班学习。 在黄安党训班受训后,由湖北省委分配到襄阳,后转宜昌,仍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发展党,组织剧团,串连小学教师等。 盛夏的一天,省委来电将韦君宜召回武汉,有一项紧急任务要她去完成。当时的武汉政府,准备派一个合唱团到国外去进行抗日宣传,党组织想找一个会说英文、有大学程度的女党员随同。经别人推荐,韦君宜成了合适的人选。到了武汉,先找到董必武同志的住处。一进门,她看见一位平易近人的老人,拘束感立即消失了。董老先让她吃饭,然后不紧不慢地向她交待任务。韦君宜觉得自己跟唱歌无缘,不能“滥等充数”,她爽快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见,经她反复陈说,董老同意她的意见,并取消了原来的决定。此后,她被留在武昌,住进了武昌地下党机关,做民先队工作。为了怕家人发现她的行踪,便假装在外地,给叔叔、婶娘发了一封信,工作时也尽量避开离家较近的那几条街。直到武汉失陷前两天,韦君宜才又回到叔叔、婶娘家,暂住几日。这时,恰好母亲从北平专程来到武汉,让她立即去香港,然后转赴美国留学。韦君宜断然拒绝了父母为她安排好的前程。武汉失陷了,她决定借助叔叔的方便,乘船到重庆。 在长期的严峻的斗争中,韦君宜结识了自己爱慕的男友孙世实,两个人志同道合,相亲相爱。本打算搭乘同一条船去重庆。待韦君宜挤上船找到自己的坐位后,未见其男友,只看到男友写的一张字条放在她的坐位上。上面写着:“我来送你,没看到你,我与钱大姐不能乘这条船走,过几天到了宜昌再去找你。” 到了宜昌以后,还不见男友的身影,韦君宜有些焦急。一天,她突然从《新华日报》上看到一条消息,从武汉开往重庆的船被日本飞机轰炸,死伤多人。她的心猛烈地震动了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催促她立即赶到《新华日报》办事处打听消息。果然不出所料,男友牺牲了。韦君宜沉浸在极度悲痛之中。第二天,钱大姐来看望韦君宜,并告诉她,组织上为了照顾她的情绪,决定要她去革命圣地——延安。 艺术是感情的升华。韦君宜含泪挥笔写下了悼念亡友的散文《牺牲者的自白》(发表在《抗战文艺》3卷4期)。 这是一幅具有真情实感的纯真的艺术品,它袒露了一颗炽烈而赤诚,坚贞而痛苦的纯洁女性的心。 在民族的献祭台前,有人走上来说:“我献出金钱”。有人说: “我献出珠宝”。有人说:“我献出劳力”。我将上去大声宣布:“我 献出我的爱人!”我总算倾其所有,使同献者无话可说了。我想退 去,但是民族的神灵对我说:“不!你还有!”“我还有什么呢?”“你 还有自己的生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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